《纽约客》（The New Yorker）特约撰稿人奥斯诺斯（Evan Osnos）原本考虑让她的新书《野心的年龄：追逐财富、真理和信仰的新中国 》（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在中国出版，但经过中共审查者一番折腾后，她决定不在中国出版，建议中国读者可买台湾版本，并撰文猛批中共审查制度。
她写道：“今年二月当我完成了一本关于中国 的书籍后，上海一家出版公司向我要一份早期的副本，以便开始翻译。这本书追踪了一些我认识的人，一些是名人，因为他们试图改变自己在中国的生活－－像一位农民的女儿，同时也是女企业家的宫海燕（Gong Haiyan），她设想自己‘争分夺秒，在失去前抢占先机。’”
上海一位编辑在读了她的手稿后报以热情的回应，但也发给她一份政治活跃人士的名单，写道：“很难把这些人纳入中国版本：律师 陈光诚、作家慕容雪村、韩寒以及其他一些人。”他建议：“请让我知道，是否有可能让我们做一个特殊版本配合在中国出版。”她必须作出选择 。
她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中国的定义是互相矛盾的：世界最大的宝马、捷豹和路虎车的买方市场，却由共产党统治。这里有世界两大最有价值的网络公司腾讯和百度，也是历史 上审查制度最严格的时代。中国既是全球最新的超级大国，也是最大的专制国家。
在中国大部份历史时期，读者被限制阅读国外书籍。在上世纪60和70年代，党内精英被正式禁止阅读外国文学，学生却以手抄本的形式传播了塞林格、柯南道尔等人的著作。过去30年来，外国作家的销售量开始激增，这应归功于中国消费者急切地想知道关于自己和世界的新信息。根据2012年最新统计数据，中国的580家出版社收购了超过1.6万份外国著作的出版权，是1995年以来的近10倍﹔目前的畅销书包括了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的《百年孤寂》以及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的《论中国》。
但今天，要在中国出版一本书籍，外国作家必须接受出版社内部审查员的判断，他们将判别名称、术语和党认为不奉承或威胁政治稳定的历史事件 。
当2006年中国版胡塞尼（Khaled Hosseini）的小说 《追风筝的人》（The Kite Runner）出版时，书中对苏联占领阿富汗的关键参考被取消。（对中国作家来说，赌注是巨大的：他们要么听从限制，要么失去在本国出版的能力。审查者可以举出所出版书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证据。）如果出版社忽视了禁忌，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能使书籍下架并严惩肇事者。类似的审查也适用于电视节目、电影和电台节目，政府也密切关注广播，因为它能传播给多数人。奥巴马总统在第一次就职演说时提到了“面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先辈，被中共国家电视台删除了。“共产主义”这一词没有出现在中共媒体的报导中。
作者说自己曾于2005年至2013年在北京生活和写作，但发现很难界定审查世界。尽管一些条例被透露给公众－－上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建议所有网站 “找到并删除名为‘成都警方围殴捍卫自己权利的房主的视频”，多数审查世界是由不可告人的名称以及故事组成的，通过本身是秘密的条例定义。
负责“思想工作”的最高机构中宣部不会公布他们的活动：他们讨厌被关注，因此他们在长安街的总部没有地址或标记。为了量化中共审查制度的境界，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在2012年调查了新浪微博的信息，他们发现16%以上的微博因内容而被删除。
关于中共审查世界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它仍在增长。电影院每天在增多，好莱坞也必须删减片断来迎合他们。最新的007电影《天幕危机》的制片商删除了一个杀害中国保安的场景，以及哈维尔 ?巴登（Javier Bardem）说他在中国的羁押期间成为恶棍的情节。《纽约时报》已在超过1年的时间里无法为记者获得新的居留签证，因为他们报导了中共领导人的家庭财富。彭博新闻也因对党官进行调查而面临同样的报复。今年3月彭博资讯董事长格劳尔（Peter T. Grauer）说公司“应重新考虑”商业新闻之外的决定，因为它损害了公司在中国的潜在市场。
但当她考虑在中国出书时，当地出版社逐渐提出了审查内容。北京一位代理 以公司代表的身份写道：“为准许在中国出版，作家将同意修改四分之一的内容。”该出版社已逐章归纳出有麻烦的片断，以序言中的一行开始：“中国从未像现在这样多元化、城市化和繁荣，但它是世界上唯一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关在监狱里的国家。”
一些禁忌是可预见的﹔出版社担忧提到毛的“大跃进 ”，因为它导致3,000至4,500万人在饥荒中死亡 。另一些问题 则很微妙，由于共产党将经济成就归功于邓小平，作者被建议不要向他的同龄人提出太多赞美。审查者在逐章阅读后，愤怒道：“第14章：整个一章都是关于陈光诚。”
在一些例子中，审查者的要求令她惊讶：为什么讨论前政治人物薄熙来会很敏感？敏感之处似乎在于如何提到这个问题，以及提多少。当历史的官方版本已经写好，一个非官方的版本则变得不受欢迎。
一位外国作家如果希望在中国出版书籍，就必须找到很多理由来忍受审查要求。一本书，即使已妥协，也能发出新一代的读者寻求超越国界的信息﹔它的版费收入可能帮助作者支付下一本书的费用等等。
但这些理由无法超越一个必然问题。关于当代中国的写作中最难的一部份是捕捉它的比例：故事中有多少真正鼓舞人心的，多少是真正冷酷的？其价值有多少被创作技术和自我创造所反映，以及其价值有多少在“长城防火墙”和滥用职权中被体现？将接受审查作为利润问题来考虑，从而修剪，留下故事的核心不变，但正当中国在根本上选择其将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时，改变描绘中国的比例将给世界一个虚假的反映。
最后，作者决定不在中国大陆 出版她的书籍，但欢迎中国读者通过台湾出版社购买该书。她讽刺道，“为了产生一个降低异议的‘特别版本’，修改‘大跃进’，引用薄熙来的腐败史不会帮助中国读者。相反，它会支持这种过去和现在的假象。作为一名作家，我能谈判的立场是给出我能给与的最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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