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中共历史 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自1949年 窃取政权后，中共为维持其统治，极力向人民宣传灌输“长征是北上抗日”等谎言。然而，历史学者和专家不断披露，所谓的红军“长征”是假抗日，真逃亡；“长征”的真相被刻意掩盖删除，中共的有关叙述是按照其政治需要而不断进行歪曲编造。中共当时的高层 人物的一些言论和回忆泄露，决定“长征”是当时中共政治局委员都无法得知的“机密”。
中共政治局委员都无法得知的“机密”
1943年11月13日，博古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承认：“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
张闻天在《延安整风笔记》中也曾提到：“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三人团’的通知行事。
1934年9月19日，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发出《关于边区战区工作给各省各县苏维埃的指示信》，对战区、边区在“万一”失陷情况下的苏区工作作了具体的布置。十天后，也就是9月29日，中共中央又以张闻天的名义在《红色中华》报第239期上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发出中央红军准备实行转移的第一个公开信 号。
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是什么、退到哪里去等问题 ，始终秘而不宣。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所下达的一系列命令、指示、通知，对这个问题的解释都是极其简单和笼统的，对这次转移的目的地，更是含糊不清，并多以“绝对秘密”为由，严禁向干部和部队传达，致使广大指战员毫无思想准备。到了月底，才在政治局和中革军委中进行传达，以至许多高级干部都不了解中央的战略意图。
时任中共中央组织局局长（不久又改称组织部部长）的罗迈（李维汉）回忆道：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主任，但对红军转 移的具体计划根本不了解。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情况，他们也没告诉过我。据我所知，长征前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提出讨论。
事实上，就连这次战略转移行动的最高决策者博古和李德他们自己也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都不清楚明确的目的地，当然其他的人也就不会知道了。据说出发前，博古对这次重大的军事战略行动还是有些茫然，曾很认真地问李德：“我们的目的地究竟在哪里？”而李德的回答竟是：“我们首先需要突围，至于突围后到什么地方去，说实话，我现在也不清楚，也许我们应该去找贺龙他们，或者去别的什么地方。”
“长征”逃亡前 周恩来下令大屠杀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在正式开始秘密逃亡前，为了保证没人逃跑和投降，周恩来下令中共政治保卫局进行严密整肃，对其不信任的红军官兵和老弱病残进行血腥大屠杀。
留守中央苏区的前红军代总参谋长龚楚亲眼目睹红十二军参谋长林野夫妇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遭自己人背后用大刀砍杀。这些令人胆寒的残酷肃反，令龚楚对中共彻底失去信心，只身离队投奔国民党，成为“红军第一叛将”。
当时中共苏区的政治保卫局权力无边，常常一句“保卫局请你去问话”，就将人带走。被传去者，多数就此“失踪”，毋须宣布任何理由与后续消息。这一时期，被撤职审查的干部士兵达数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设立十多个收容所。
政治保卫局的所谓审讯只是一句话：“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然后押着犯人到坑边，一刀一脚，完工齐活。更残忍的是，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后再动刀踢入或干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烦。“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一个月后，才告结束。”
据《龚楚回忆录 》记载，红军撤退或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由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行，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地击毙”，以免被俘泄密。
龚楚表示：“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
中共在“长征”问题上的几大谎言
一九四九年之后，在中国 大陆 任何一本历史教材里，都清楚明白地写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军民坚持八年抗战，才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个“历史性的谎言”，既因中共在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等各个领域实行全面专制，而使得知情者噤若寒蝉，不敢言真；又因它不厌其烦地对大、中、小学学生反覆地予以强行灌输，方才使得“长在红旗下、泡在苦水里”的好几代中国人深信不疑。
特别是被毛泽东和他的红色秀才们制造，并由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传播，和中共自己刻意宣传了半个多世纪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更因被冠上了“北上抗日”这样一个无限正义 和无限爱国的前提，中共“长征”竟成为一曲 “革命浪漫主义的英雄史诗”，足以“动人心魄”。
再加上御用文人和其他文人必须岁岁年年地“放声歌唱”，小说 、戏剧、电影、话剧，故事，包括民间鼓词与杂曲，都一再被指示要以它为题材进行创作和表演，以对一代又一代“革命接班人”进行“革命传统 教育”，因此，这个墨泼的谎言就在被重复了一千次、一万次以后，而成为“历史的真实 ”。
著名中国历史 学家辛灏年明确指出，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共产党失败逃亡是真，北上抗日是假。
一、中共失败逃亡是真 北上抗日是假
辛灏年先生在《谁是新中国 》中指出，在中共的历史教科书里，都写着中共红军于1934年10月21日开始了“胜利长征”；而在同一教材中却写着，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中共江西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21日突围。然而，“失败突围”与“胜利长征”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因此，在同一年、同一月、甚至是在同一天内，中共中央红军离开江西究竟是“失败突围”还是“胜利长征”呢？
中共的所谓失败突围之日，便是长征北上抗日之时，则只能是后来所“编写”的谎言。
同时，他指出，日军在1931年9月18日后，虽然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但即便是到1933年日军曾经想打进华北也被蒋介石国民政府军队把他抵制在长城以北，没能打进来，所以日军当时是在中国的东北方，可是整个红军“长征”的路线是先向南再向西再向西北。
他指出，日军在东北；而中共红军却往西北逃窜，你怎么去打日本呢？
二、距离虚报
2003年11月3日，两名英国男子——35岁的爱德和37岁的安迪，历时384天完成了原中共红军的“长征”之路，抵达陕西吴起镇。
他们发现“长征”事实上并没中共一直所宣称的两万五千里那么长，而只有一万三千里，万里“长征”路几乎被夸大了一倍。
三、被删去的长征日记
据高华撰写的《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长征》指出，“长征”的真相被刻意删除，中共的叙述是按照其政治需要而不断进行歪曲编造。
1936年8月5日，中共党魁毛泽东号召“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向参加长征的红军发起征稿，其目的就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回忆文章 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录等的《红军长征 记》（又名《两万五千里》）于1937年2月22日完成，但一直未能正式刊行。
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将《红军长征记》书名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删除了何涤宙的《遵义日记》、李月波的《我失联络》、莫休的《一天》等49篇等不利于或不符合中共“伟大、光荣、正确”的文章。
高华指出，在人们的认知、记忆和印象中，参加长征的同志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而遵义会议则是决定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可是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却写了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减料，生了一肚子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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