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新共和国》（New Republic）杂志报导，《康泰纳仕旅行家》杂志全球事务编辑伊洛特（Dorinda Elliott）在1980年代曾经是《新闻周刊》驻北京办事处的首席记者，她表示中共的签证问题 已笼罩成大家自我审查的阴影，她说：“我很惭愧，我不想冒险报导诸如人权律师 之类的敏感议题，否则如果中共不让我入境的话，我该怎么办？”她又说：“我不报导那些事情，证明我跟中共的管控手段是共谋。毕竟还有其他有趣的事情可以报导，不是吗？”
伊洛特诚实的表白令人惊讶，因为西方国家的记者大多不会对中共作任何让步，就算他们让步，也很少会承认。
报导说，自我审查的影响遍及各行各业，好莱坞电影制片场为了想打进中国市场，会事先做好 自我审查；作家为了想在中国卖书，也会同意删减中共可能不同意文字；有些对中国感兴趣的普林斯顿大学学生，会避开有关中国民主与人权的论文题目，而那些与中国合作的学会，其学者也因此面临许多压力。例如，为了促进中美合作，大家会避开敏感的政治主题，以免惹恼中共，阻碍双方的合作。
中共自我审查的情况不会诉诸文字，不会表明议题，而且措辞谨慎，他们还常常要求报导能做到“平衡”。《大西洋月刊》的法洛斯（James Fallows）表示，任何一位世故的记者在复杂的情况下都会斟酌其措辞用语，而迎合中共所要求的平衡报导。
许多在中国的外国记者一旦遭遇禁止入境的威胁，就会变得老实一些。去年半岛电视台记者陈嘉韵被中共驱逐出境，而就在今年秋，已在中国担任记者18年的路透社资深记者慕亦仁（Paul Mooney）被中共拒绝发给签证，但未说明任何原因。
此外，集记者、作家与企业家于一身的麦健陆（James McGregor）有二十多年的中国经验，他表示外国记者害怕中共拒发签证确实会影响他们的报导。只要中共的反应越激烈，外国记者的态度就越谨慎。这些记者都有老公、老婆，孩子都在上学，如果不能更新签证，会打乱一家人的生活。
为了避免遭到中共报复拒发签证，一位美国大报社的记者匿名表示：“有时候你会觉得你的能耐有限，你会扪心自问：我有必要为了这些起不了作用而又伤了自己的报导奋力一搏吗？或者该找别的目标报导？”，
这位记者并表示：“外国记者报导新疆、西藏 与法轮功的消息很少，因为你可能报导得很精彩，但随即面临被驱逐的可能，要不外交部会延发你的签证，一直拖到年底。他们会用各种方法让你的生活混乱，这是越来越强势的中共所采行的一项手段。”
路透社的慕亦仁最近的签证被拒，他不知道自己是踩到了哪一条红线。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他报导了爱滋病或西藏问题，或者是他写了中国异议份子陈光诚的英文自传。有一位德国记者近来采访慕亦仁，但直到他自己取得更新的签证后才报导出来。
报导说，无数的中国新闻 记者也面临这种情况，风险也更高，最后可能坐牢。一位坦率的中国网路异议人士慕容雪村表示，他骨子流着自我审查的血液，小心的避开政治地雷而免受驱逐或坐牢。他承认：“我常提醒自己：别搞自我审查，而我也做到了。但即使我在拉萨 待了三年，至今我没写一篇西藏问题 的文章 ；虽然他们很关注我，但我也没公开谈论过新疆问题。”
关注中国媒体问题的单位网总编辑、北京博客 金玉米（Jeremy Goldkorn）表示：“每次我申请签证或出境又回来时，我老是闪过一念 ，认为这一回可能会失败。但是我在中国已经待这么久了，他们把我赶走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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