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1970年代初开始从事民主运动，迄今已有超过30多年民运经历的民运人士 徐水良，近日发表博文，对中共派遣数量庞大的“地下人员”（国安人员）对海内外反对派组织的渗透、掌控海内外几乎所有的中文媒体，欺骗海内外民众及众多民主国家的做法进行了深度揭秘。
“所谓的民运组织，大多是中共的特线组织
经受2次长时间牢狱之灾的徐水良，于1991年二度出狱后不胜当局骚扰，目前旅居海外 。他在文章 中首先提出，中共当局拥有庞大的地下人员，海外一二百万，国内数千万。并从中大约抽出了万分之一或二，打入反对派，并严密控制了绝大多数反对派组织。中共不但积极渗透，而且多数请况下，还主动组建反对派队伍。许多反对派“名人”、“英雄”，实际上是中共的线人和特线组织，最早的海外民运组织几乎都是中共的地下势力组建起来的，包括台湾，也都被中共大量渗透和控制。
许多大陆 的民众不了解情况，几乎都上当，与这些假反对派联系，几乎都被暴露，被掌控。中共以国家为后盾力量，轻而易举的侵入个人电脑、邮箱和网络，现代化通讯手段都不安全，个人使用的电脑和网路都不安全，海内外民运人士无法建立安全的联络渠道。
中共利用这个庞大的地下势力和渗透人员，以“假反对派”打压真反对派，并通过造谣污蔑、攻击抹黑、渗透、挑拨离间、制造内斗等方式破坏真反对派艰难集结的力量。同时，对假反对派进行吹捧，唱双簧而将原来默默无闻的人，捧成“世界名人”。
中共控制一切能控制的资源
徐水良文章中表示，除了在民运组织上的渗透瓦解外，中共还牢牢控制了一切可能为民主运动所用的海内外资源。
一、中共的地下势力严密掌控了海内外几乎所有中文媒体。包括反对派媒体、台湾海外媒体甚至台湾岛内媒体，以及外国政府对中国 的中文媒体。
二、中共几乎完全掌控了侨界，包括台湾在海外的侨团。
三、中共严密掌控了一切武装。军队和武警，这是反对派的最大弱点。
四、在中共的严密监控压力下，很难产生集结大量群众的突发事件。
五、由于中共及其庞大地下势力的欺骗，国际民主国家和文明社会，包括美国和台湾，对真实的中国大陆情况，尤其是对真实的海内外反对派情况，非常不了解。
六、中共派出在海外的特线组织控制了几乎所有可能的反对派与西方国家西方主流社会的联系。西方社会听到的、联系的，都是这些特线和他们的声音。真反对派的声音，则被封杀。
七、中共不但控制、垄断大陆的一切经济资源，而渗透在海外的地下人员也获得庞大的经费进行“招安”，这一招非常普遍也非常有效，而真反对派没有经济资源，也没有经费。
文章表示，在理论上，人数并不起决定作用，然而对于组织而言，庞大的人数，却能起决定作用。
揭中共 “画皮” 历数中共主动抢先建立的假反对派组织
文章说，中共一贯主动抢先组建反对派，包括国内外民运组织，骗得一般人稀里糊涂，确实是非常高明的专业手段。国民党时期，中共控制了国统区的绝大多数媒体和民间组织，利用国民党和国统区媒体，大肆污蔑国民政府，为共产党张目。现在他们又把当年对付国民党的那一套，搬到海外，为祸社会，并在文章中列举了几个例子。
苏联在东北胡作非为，引起中国国民抗议，中共就抢先由地下党去组织游行，表面抗议，实际上主导运动并保护苏联驻华机构。
上世纪50年代，主动组建“浙南反共救国纵队”，既吸引反共分子自投罗网，又骗得台湾国民党国民政府团团转。
“七九民运”以后，以“筑巢引鸟、做窝养鱼”，“与其你搞民运，不如我搞民运”，“领导民运，控制民运”，利用民运鼓吹全盘私有化，不顾一切私有化，为权贵太子党私有化抢劫掠夺当吹鼓手等等方针，主动组建民运及其他反对派团体或窝点，有效地控制、领导和利用了民运。在七九民运几年以后，他们又把这些经验推广到海外，主动组建海外民运。
之后，又把这些成功经验运用到香港，授意香港左派和地下党，筹建香港民主党。
八九 “六.四”以后，美国和西方搞的黄雀行动 ，结果，却被中共乘机变成邓小平亲自批准、以极少数异议人士作掩护、向西方派遣中共间谍的行动，当然与这个民主党实际上是香港左派中共地下势力组建有关。
再点名举例一海外中文 媒体，称其资金来源，早有传说。巨额投资，年年亏本，却坚持办下去。一些网友如朱学渊等，早就说它是中共文化特务机构。后来由中共中宣部开会决定其命运，不得不决定转卖，说明它是属于中宣部自己的媒体。其实，转卖，也不过是转个手，换领导换部门而已。
海外，一些西方国家对华广播的中文部，早已成为公认的五毛阵地，小骂大帮忙，不仅采访常常找的是五毛，而且常常找一些国内外五毛演戏唱双簧，帮助维稳。他们以特约评论员，特约撰稿人等形式，养了一批五毛，不断对国内宣扬反对革命，以及所谓的反民粹反暴力，帮助维稳。
将计就计 拆穿中共国安“阴谋”
文章说，由于海外反对派经济资源基本枯竭，人数稀少，而且为生计奔波，都是非专业人员。而中共派出的特线，有经济支持，有大量专业人员去占据任何资源；有渗透西方国家政府、媒体、知识界和社会的大量特线配合；所以真反对派根本无法和特线竞争。
即使你去申请经费，特线马上把你破坏掉，即使他们拿不到手，他们也通过大内斗，搞丑闻，使支持者望而怯步，通过各种办法把资源咂掉。再加上美国、西方，台湾，对中国反对派既不了解，也不重视，往往都被特线、假反对派欺骗。所以，目前要通过海外筹钱来推动需要大量钱财来做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徐水良认为，经过他三十多年的探索后认为，海外的长处是自由社会，可以自由讲话，但远离国内，难以做民众工作。国内的长处是处于民众之中，可以深入开展民众工作，但没有言论自由，且暴露以后非常危险。
因此，国内外特线的方针，就是让国内搞公开的呼吁、联名信之类，让海外配合。都是发挥两者短处，不发挥长处。
所以，真反对派的方针，是国内去做扎扎实实的工作，尽量隐蔽，不要暴露。有危险的发言工作和理论舆论工作，由海外朋友去做。
国内朋友应该扎扎实实工作，切忌盲动。而海外，应该毫不犹豫的为国内朋友发表他们无法讲的话，进行他们无法进行的策划，为国内分担危险。
徐水良简介
徐水良，男，1945年1月出生于浙江富阳。1963年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高分子专业。1968年毕业分配到南京制药厂工作，继续与逃亡到南京的浙江朋友一起反对浙江省委、省革委会的做法。1971年，林彪摔死以后，徐水良开始认识到：“问题 不在其它，问题在于制度，在于反对特权官僚专制制度，实现民主制度。”
1975年9月11日，徐水良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贴出数万字的四份大字报。大字报点名批判了张春桥、姚文元及当时的理论体体系，阐明反对特权官僚专制制度，实现民主制度等一系列问题。
1975年11月27日，徐水良被关进监狱，狱中的徐水良坚持自己的观点，拒不低头，继续反对四人帮，预言 半年到10个月内“四人帮”将遭到失败，同时又对毛的一些错误进行批判。而被严刑以待，长期戴背铐，直到四人帮垮台后，才拿下铐子。
1979年1月17日，徐水良平反 出狱。不久后，即投入当时的民主墙运动，并成为南京事件被捕人员及江苏、南京地区实际负责人。
1981年5月，徐水良再次被捕入狱，入狱后，徐水良坚持自己观点，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以后又写了两万多字《批判四个坚持》的长篇文章，请公安局上送中央。文章附件中还说，奉行“四个坚持”，十年之内，必然发生像波兰那样的大规模全面冲突。
直到1991年5月，徐水良刑满出狱，出狱后，一再寻找工作，在公安局干扰下，一再失去工作，一九九五年并因外出工作，被行政拘留十五天。最后辗转移居海外。
徐水良主要兴趣是进行理论研究，其研究重点，是人文科学 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兼及某些专业理论及策略科学，以及民运理论，经过三十多年研究，徐水良逐步否定并全面批判毛泽东、列宁、马克思的理论，他主张一种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新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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