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禁书: 为‘国家人权报告’ 女性昼夜守候外交部

2013年7月24日星期三

为‘国家人权报告’ 女性昼夜守候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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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3年7月25日讯】一群昼夜在外交部门口守候的女性 6月18日起，有一个女性为主的群体在中国外交部大门口昼夜轮流守候。她们不是为了上访，而是申请参与编写中国将要于7月22日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交的‘国家人权报告’。

曹顺利和刘晓峰女士。她们为了圆一个普通的“人权梦”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有的失去了亲人，有的失去了房屋，有的失去了工作，有的遭受过非人待遇。

按照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要求：作为利益攸关者一方，有资格参与，听取所在国国家人权报告的编写过程，这就是这群人静坐等候答复的理由和依据。她们要求参与的动机之所以如此强烈，那是她们认为上次提交联合国的‘中国国家人权报告’远离真相。

她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参与和沟通，使得这个人权报告更符合事实，从而有利于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半年多来，她们要求外交部给一个答复，但是始终得不到答复，距离提交报告的最后期限只有一个月了，她们断然来到外交部对面，24小时轮替昼夜等待。

7月1号，当局以建党节为名强行清场，北京的被送到五个派出所，外地的送到马家楼。第二天，以北京人为主体的维权者们又“和平而坚定地”来到这里安营扎寨，她们是谁？大家把她们叫做曹顺利团队。曹顺利，80年考入中国政法大学本科，后来获得北大法律硕士学位，到中国国家劳动人事部工作。但因坚持揭露人事部的腐败现象与领导发生了冲突，在随后的过程中，人们可能发现曹顺利是一个不屈不饶的人，揭露部里不公的事情，不停地揭露，结果被人事部辞退。

200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结识了一批访民，曹顺利知道中国将要向联合国提交人权报告，觉得应该趁这个机会，按照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要求，与人权报告编写委员会沟通，与他们讨论典型的人权个案和大家的遭遇。曹顺利觉得，或许这是一个改变访民悲惨遭遇的有效途径。曹顺利懂外语，懂法律，经历丰富，自然就成了带头人。意想不到的是，后来她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曹顺利团队原本没有打算昼夜在外交部大门前守候。

2008年，她们知道当局正在起草人权报告，就向外交部提出要求参与的申请。外交部答复时间已经过了，报告已经提交到联合国。这次为了不要错过时机，曹顺利团队去年12月就按照中国“信息透明法”的要求提交申请，外交部给了一个复函，说她们申请的内容是国家机密。她们提出复议，外交部复议的结果仍然是国家机密。

4月10号，她们依法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告诉她们这件事涉及中国的外交和人权，他们不能按照法律定时受理，本来按规定七天受理，拖到现在都已经九十天了，法院还没有给她们一个答复。五月份，曹顺利、刘晓芳、肖娟、韦淑英带头，一共十几个人，“很理智，很平和地去找外交部交涉”。

她们说还有三个月，7月22号，起草报告的工作就结束了。她们希望在报告完成之前的三个月期间给一个答复。她们去了三次，外交部闭门谢客。眼看眼还剩下一个月的时间，曹顺利和大家做出决定，昼夜24小时，在外交部门口等候答复。曹顺利向记者详细地解释了她们的行动：“我们主要就是要求外交部写人权报告的时候，依照联合国51号协议，吸收我们参加。因为我们是国家人权报告的利益攸关方。

按照联合国决议，在编写国家人权报告的时候，要广泛征求利益攸关方的意见，跟他们进行广泛的沟通和磋商。从零八年外交部做第一次人权报告的时候我们的要求就提出来了。是在08年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提的。他们给我们一个答复，说报告已经写完了，已经在11月3号交给联合国了。所以这一次从去年10月18号我们就提交了申请。

申请有两部份的内容：

第一部分就是根据联合国人权决议的精神，要求参加人权报告的编写，要求他们定期收一些上访人员的人权状况调查表。请他们在编写国家的人权报告时参考一下我们的人权状况。我们同时提出希望跟参加国家人权报告编写的代表定期见面，以便告诉他们访民的处境和诉求。

第二部分内容就是按照国内的法律‘信息公开条例’提的要求，让外交部公开上一次起草国家人权报告的工作组的人员名单和他们起草这个报告的过程。因为我们觉得他们上一次在联合国做的人权报告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过份地粉饰和美化了中国的人权。

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我们的上访人权团体在社会上一点地位都没有，我们的权利说被剥夺就被剥夺。说得通俗一点，一些地方的官员想打就打想抓就抓”。刘晓芳曾经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工作，89年以后到莫斯科“下海”，几年后回到北京个人谋生。她为什么要参与这个行动，原因也是同样的。她觉得上一次的报告让她觉得在撒谎：“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由于中国的人权状况太恶劣。中国是联合国人权组织的成员国。

按照联合国的规定，各国要把本国的人权状况每隔四年向联合国汇报。联合国的相关决议有几点关键的要求，一个是要把中国的人权状况如实地反映上去。另一个就是弱势人群应有他的一席之地和他的话语权。但中国不是这么做。人权计划由国务院新闻办执笔，发言人是王晨。零八年王晨在国际上讲，中国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如期完成。如期完成了？你看看中国这些受伤害的人，都是无辜的。房子让你烧了，财产让你夺走了。你如期完成了什么？这不是对国际撒谎吗。政府这样讲，那么国内那些腐败分子，那些打压我们的人就更加壮胆，打压我们的手段就更加卑鄙。更加肆无忌惮。这不就形成更加可怕的局面了吗？”

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妇女，居然想到要参与国家人权的编写，这和她们各自的人生经历有重大关系。

曹顺利可以说本来一路平顺，80年19岁考上中国政法大学，86年考入北京大学读研究生，获得法律硕士学位，懂外语，懂法律。分配到国家人事部工作。这时就亲眼看到部里的一些腐败现象。一些领导干部给自己分好几套房子，可一些普通的员工无栖身之地。曹顺利向上反映没人理睬，后来就到处揭露。99年和00年十一期间，当局认为她在这样的敏感期还在不停地揭露，就拘留了十五天。之后被原单位辞退了。出来后失去了社会保障，一直靠做一些资料编辑来维持生活。意想不到的还在后头，这个堂堂北大法律系专业毕业的研究生，“原来一些没考上研究生的同学现在都很成功了”，自己有一天会因为维权与警方发生冲突，并且两次被劳教，被残忍地鼻饲。

“零八年认识了北京的一些访民。我知道中国要向联合国提交国家人权报告，还要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我给大家说，能不能向外交部提一个申请，能不能把这作为一个途径，作为解决上访问题的方式。后来我们就去了，外地的访民闻讯也赶去了。当时情绪失控了，好多外媒在采访，访民们又喊冤又哭。外媒也报导了，那一天正是发表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的日子，各国都有庆祝活动，中国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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