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8日星期日

揭秘中共官员贪腐十大手段和八大新特征


有人对中共官场的道德败坏花样也做过研究,总结出当今的十大变种。尽管不够全面,却也可窥一斑。中共官员的贪腐手段,花样翻新,令人目不暇接。可谓深得江泽民“创新”的“与时俱进”的要领。(大纪元合成图片

真实的江泽民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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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3年09月09日讯】《真实的江泽民》第八章(上)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道德崩溃后的社会乱象

第二节 惊世骇俗的官场乱象


千奇百怪的贪腐手段


有人对中共官场的道德败坏花样也做过研究,总结出当今官场腐败的十大变种。尽管不够全面,却也可窥一斑。这里扼要摘述如下:


一.“情妇 腐败”。主要是权色交易。据研究室原副主任刘春锦讲,凡受处分的厅局级干部中,90%的落马贪官都有包养情人,甚至有多个贪官共用一个情人的现象。细数当下落马贪官,绝大多数都涉嫌权色交易,故有“十贪九色”之说。而这些情人、二奶,与官员们勾结在一起,成为了贪官大肆贪腐的导火线、加速器、催化剂、中转站、安全通道、洗钱机器。贪官因情妇闹事告发落马的现象时有发生,于是民间有“反贪靠情妇”的笑谈流传。


二.“秘书腐败”。在一些中共官员腐败案件的背后,往往牵出秘书不少肮脏的活动。秘书利用领导干部“身边人”的身份进行腐败,已成为一种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的腐败新形态。如安徽省淮南市原市委书记陈世礼的秘书王传东,受贿人民币50多万元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上海市委原书记的秘书秦裕,受贿682万被判无期徒刑。


三.“家族腐败”。一般来说,凡腐败泛滥、猖獗的部门或地区,总是或隐或现、或明或暗地烙上了“权力家族化”的印记。这一点,只要看看江泽民的儿子及其亲戚六眷就明白了。江泽民不愧起到了以身作责的“模范带头作用”,从家人坏起。于是,从中央到地方,权力家族腐败一发不可收拾。如安徽省原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利用自己的影响,把妻子、儿子和两个妻舅都提拔为正县级以上干部,可谓夫贵妻荣,父功子荫。


四.“借用腐败”。如山东省发改委能源交通处原副处长陈学伟,齐星公司有两个项目需要审批,陈学伟向该公司总经理赵某提出借辆车开开。赵某把一切手续办好后,将一辆价值17万8,100元的桑塔纳轿车送到陈学伟手中。陈学伟到肥城市挂职后,肥城市政府给其配了一辆车,陈学伟就把桑塔纳给其内弟开。他名为借车,实为要车,名为借用,实为索贿。


五.“雅致腐败”。很多,或是附庸风雅,或为收藏获利,千方百计搜集古玩字画。一些行贿者不惜斥巨资购买古玩字画,以馈赠交友为名送上家门。虽然看到这些字画价值不菲,不花大价钱买不来,但是送的人理由冠冕堂皇,因此收的人也就不需要像收钱那样羞羞答答。


六.“娱乐腐败”。一些中共贪官经常被请到高级娱乐场所“潇洒”一番。而有些贪官则热衷于打高尔夫球,下属投其所好,花数千元或上万元买一张会员卡,送上门来。一些官员的嗓子虽然不怎么样,却嗜好唱歌,有求于他的下属马上心领神会,隔三差五请领导到星级宾馆吃饭、桑拿,后由小姐陪侍左右。


七.“题字腐败”。有的领导喜欢舞文弄墨,如贪官自诩为“书法家”,特别爱好到处题字留名。胡长清在江西工作的几年时间,为南昌街头店铺题写招牌近千幅,不少街头的公共厕所都留下了他的“墨宝”,仅以三千元一幅计算,大致就是近三百万元。一些企业甚至政机关的头头脑脑,明知其字也就一般化,却乐意请他题字。


八.“精神腐败”。虽然中共大肆宣扬无神论,其官员却迷信风水,烧香“拜佛”,祈求“保佑”其腐败赃款。如原山东泰安市市委书记胡建学,根据风水的建言,不惜耗巨资在湖上架桥;原福建省政和县县委书记丁仰宁,在县里专门成立了“建塔办”,向老百姓募款集资修庙建塔。


九.“出场腐败”。在某些地方,官员开会有出场费,讲话发言给稿费,此外还有什么剪彩费、授课费、形象费等。在这些官员的眼里,这笔费用理所当然是他应得的酬金,是名正言顺的收入。一些领导之所以逢请必至,乐此不疲,一个心照不宣的原因,也正是因为“红包”的诱惑。剪彩与“红包”的关系,其实已成为一个通行于官场和市场的潜规则,成为一些官员“灰色收入”的来源。


十.“司机腐败”。近几年,一些专车司机凭藉其为领导服务的特殊身份,逐渐分享部份权力资源,开始参与 甚至主导某些腐败犯罪,一种新的腐败群体正在滋生。一些司机,在行贿人和受贿人之间牵线搭桥,为官场腐败推波助澜。【4】


官员腐败新特征


中共官员的贪腐手段,花样翻新,令人目不暇接。可谓深得江泽民“创新”的“与时俱进”的要领。


当今官场腐败的特点就是由收钱收物的“硬腐败”发展为接受各种服务、旅游出国等“好处”的“软腐败”;由个人捞钱的“小腐败”上升为集体 福利、挥霍公款的“大腐败”;由内资企业的“内资腐败”发展为外资企业参与商业贿赂的“外资腐败”;由一人出事的“单案”扩大为一揪一串的“窝案”。


具体表现为:


一.贪腐群体化。官场腐败案的发生,往往不是个案,而是查出一个,带出一群。一个贪官的背后,连带的是一个腐败的群体。这些腐败官员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因此有“窝案”、“串案”之称。如湖南省郴州市委原书记李大伦腐败案发后牵涉人员达160余人;辽宁“慕马腐败大案”涉案人员达142人;湖北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落马,牵出腐败官员70余人。【5】


二.贪腐高官化。据新华社报导,近10年来,全国受到查处的省部级高官100多人,其中,2009年全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达17人,刷新改革开放31年来高官“落马”的年度记录。2010年有11名省部级官员被判刑,2011年又有7名省部级高官落马。军队系统 亦不例外,原海军中将副司令王守业,解放军总后勤部中将副部长谷俊山均涉巨贪及生活腐化堕落。【6】


三.贪腐巨额化。中共腐败官员涉案金额巨大,动辄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如2009年3l位国企负责人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0466亿元,人均涉案金额高达l.0982亿元。至于更大的超级巨贪,就没有具体数据了,因为天文数字般的数额超出一般人的想像力,而且数字还在动态变化之中。


被废黜的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中纪委已掌握的证据显示,薄家名下在海外 资产就超过80亿人民币,这还不是他家的全部资产。【7】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 5月30日发表《悉尼晨锋报》驻北京记者加内特(JohnGarnaut)的长篇报导,以为例讲述了中共权钱交易的内幕 文章 披露,曾庆红的儿子曾伟利用权力化公为私一次性侵吞90亿美元的国有资产。经过数年的权力交易,曾庆红的儿子几乎取得了中国 经济各个领域盈利的丰厚合同,从煤矿到股市到百货商场,他积累了大量的金钱,并买下澳大利亚价值3,200万美元的豪宅。文章揭示,太子党跟商人通过权钱交易绑在同一条船上,形成权贵利益集团,绑架了中国经济。【8】


四.贪腐期权化。中共官僚的贪腐亦变得狡猾和隐蔽,用“权力期权化”的交易方式获取实利。“权力期权化”交易的是一种“权利”,并不一定直接涉及钱物,因而形式和过程隐蔽,相互兑现往往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如高薪任职、分给股权、优厚待遇等。还可以在离职前安插亲信或选定“接班人”,为自己遥控权力作打算;也可以是在位时为企业牟利,辞职或退休后到企业“高薪打工”;也可以利用在位时积累下的“活动能量”换取企业股权或创业资本。这样,不仅可以为自己预留“出路”、“退路”,还可以“封妻荫子”,由受益方资助亲人子女出国留学或提供创业资本。如广东省原高级法院院长麦崇楷就为其子换取了数百万的企业股权。


五.贪腐潜规则化。中共官场中有很多“潜规则”,很多行为规则不公诸于世而是如“黑市”交易;公诸于世的规则,大家又不遵守。再如中共官场的“消解”文化,表现在现实中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另外,还有“圈子”文化,中共官僚为入围争宠获利,想着法子的投机钻营,跑官买官,寻求庇护。中共的官场变成了一个大染缸,进了那个体制,鲜有出污泥而不染者。原广东吴南生一语中的:“这种体制,鬼都会腐败”。


六.贪腐国际化。中共贪官利用资本跨地域、跨行业、跨国境流动的机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的人员相勾结,共同犯罪;有的利用国际间法律 的差异,国内犯罪,国外洗钱;有的以境外商人为合作对象,在为对方牟利后,在境外“交易”,赃款赃物滞存境外。一些涉案的党政官员特别是关键涉案人员一有风吹草动即随时出逃。


七.贪腐新型化。在新兴领域如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拍卖等方面的腐败案件更是频繁发生。在这些领域中,腐败呈现出金融化、虚拟化的特点。


八.贪腐年轻化。中国“法制晚报”公布的2008年版的反腐报告指出,2007年贪官平均年龄五十三点三岁,与上年相比,贪官平均年龄变年轻一点七岁,涉案金额增加三倍。【9】


社会各界一次又一次地把希望寄托于新一代的领导人,期望他们能把中国带出误区,因为他们年轻,有知识,有头脑,又有“抱负”和“理想”。然而,无情的现实表明,在中共腐败性体制成长起来的贪官不愧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前腐后继”地承继着党的贪腐事业。


(节选自《真实的江泽民》第七章;作者:《真实的江泽民》联合写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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