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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不到10平米的办公室，两台电脑，三个人，再刻印些假公章，就组建成了一家公司，每天只需坐在办公室打几个电话，一年便可以赚到成百上千万元。
这是深圳一伙骗税分子的真实生活写照。3年时间竟骗取国家出口退税1.8亿元!深圳公安局近日公开的这起巨额骗税案，揭开了附着在出口退税政策上隐蔽的骗税利益链。
《华夏时报》记者调查了解到，外贸企业一方面勾结生产企业负责做购销合同、做账做册、虚开增值税发票;另一方面找货代公司和报关行做外贸合同，通过配票配货后，经“地下钱庄”完成境外资金入境，取得“外汇核销单”;最后，再由专业报税人员拿着增值税发票抵扣联、外汇核销单、海关报关单等资料前去办理退税。
在深圳罗湖和福田区，从事这种骗税贸易的企业比比皆是，通过真实的配票配货贸易单，外贸公司可赚取5%-7%的利润率。照此计算，1亿元的贸易量，可赚取500万-700万元。
骗的是谁的钱?谁又在纵容这种行为?记者调查看到，长长的利益链条上甚至有监管层的身影，而结果除了国家损失了税收外，所有人似乎都是赢家。
据统计，2012年深圳出口退(免)税额总计达到945亿元，为全国最高，目前暴露的骗税案仅仅是骗税团伙的冰山一角，高达17%的出口退税率合理性也再次遭到质疑。
骗税大案揭冰山一角
“谁介绍你来的?”记者前脚尚未进门，文锦渡口岸大楼2层一间办公室里，百无聊赖坐着的三个小伙子，操着广东口音，几乎异口同声问道。面对一张陌生的面孔，三人高度戒备。
事实上，在海关大楼的整个7层楼里，就遍布着进出口贸易公司、货代公司和报关行，有的门口甚至没有挂牌，记者粗略统计，大约有200多家。
这些隐蔽的公司，以正当业务为幌子，实则均是为了骗税而就近形成的网络。在这个链条中，作为中游环节的外贸公司为骗税核心团体，左手通过从上游生产企业购买增值税发票，右手再从货代和报关公司购买真实货物出口单，最终通过地下钱庄完成资金出入。通过这种配票、配货、配资金的方式，获得出口退税。
为保险起见，他们只接受熟人介绍的业务。而从事这些行业的大多来自广东潮汕地区，以亲戚、老乡为纽带，对陌生人则十分警惕。海关大楼的1层和5层里，空出的好几间办公室，便是最近被深圳公安局捣毁的骗税团伙“老窝”。
刘继华是被查处的骗税核心人物之一。据公安局侦查，从2008年到2011年底，以刘继华为首的犯罪团伙共控制了17家生产企业和8家外贸公司，虚开发票遍布福建、江苏、甘肃等多个省份，虚开增值税发票7787份，票面金额高达12.8亿余元人民币，骗取国家税款1.8亿余元。
“很多人都做这个，做生意不赚钱，又很辛苦，这个坐在办公室打电话就好了。”被逮捕的刘林峰是一家货运代理 公司中介，正常业务是帮助一些有货物出口需求的公司办理运输、报关等手续，赚取中介费，但刘林峰会将这些货物信息卖给外贸公司。
令刘林峰始料不及的是，他服务过的一家外贸公司财务漏洞百出，最终在国税局例行检查时被发觉。然而，大多数做账稍微隐蔽一点的，都可以相安无事。
据办案警察深圳经侦局六大队副大队长李超晔介绍，深圳目前有2万家货代公司，上万名从业人员，而空壳的外贸公司比比皆是，中小外贸企业大多靠出口退税赚钱。
超长的利益链条
从上游生产企业，到中游贸易公司，再到下游的报关行、货代公司，均是出口退税这条利益链上的蚂蚱，通过相互配合，共同来分食最高17%的退税率。
刘继华们玩的是服装行业，而从收购其原始材料棉花起，整个贸易就开始作假了。
举例来说，A从河南周口农民手中收购棉花，但农民没发票只能写收据，价格高低随意写，A拿收据去税务机关抵扣，开出棉花的发票，税收成本大约3%，B则从A处收购棉花后，加工成纱线，征税约5%，外贸公司再以6%-7%的成本，从B手里大量购买增值税发票。
在福建石岩、晋江，这种纱线原材料企业买卖增值税发票异常猖獗。
原本从纱线到服装，中间还需大量的工序，包括染色、绣花、配料、加工、运输等多个环节，这部分所占服装成本恰恰是最大的，但坐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的外贸公司要从这些生产企业购票，则很麻烦，也很难找到票源;因此，外贸公司提供的一张服装发票，纱线的原材料发票就占九成，其它环节票据基本上缺失，而这个明显的作假痕迹，一经检查则易暴露。
在外贸公司拿到发票后，要做成出口贸易退税，还需有货物单相配，由于报关行和货代公司掌握了大量的真实货物单信息，为了赚钱，他们便将此信息转卖给外贸公司，通常货物单总价控制在10万美元以下，以免被海关检查，而一张八九 万美元的货物单转让价值仅为5000元。
由于一些小企业不具备申请出口退税条件，货代中介便利用这个“可乘之机”在帮小企业报关时，把这些货物的真实信息，层层转卖给专门从事骗税的外贸公司，报关单上写上外贸公司的抬头，移花接木后，则成了外贸公司的业务单。
坪山保税区报关员小王告诉记者，这在圈内已是公开的秘密，报关行经常会将一些报关信息在网上发帖转让，一个货物单，可能会经多家报关行买卖，层层加价后，最终接洽上外贸公司的骗税分子，业内俗称“炒单”。
据李超晔计算，扣除买发票的成本6%-7%、报关和货代找单环节花费3%左右以及找地下钱庄出资的手续费1%-2%后，出口退税率最高为16%-17%，一张贸易骗税单，外贸公司可赚取5%-7%的利润率。
据了解，骗取出口退税的手法有多种，除配票配货是挪用真实的出口贸易外，还包括以少报多，以次充好，货物空转等虚报贸易货值手段，产品又主要以服装、电子产品和家具为主，但不论何种方式，报关、货代、物流等角色都会相互配合。
谁在放纵骗税行为
深圳作为外贸出口最多的城市，退税额位列全国首位，同时也成了骗税的重灾区。
2012年深圳共办理出口退(免)税945亿元，同比增长7.28%;其中，生产型出口企业退税423.79亿元，同比增长4.40%;而外贸企业出口退税254.21亿元，同比增长9.14%，幅度明显高于生产型出口企业。
分区域看，外贸企业仍保持在罗湖、福田两区扎堆经营的格局，两区外贸企业退税占全市总额的87.93%，而外贸企业出口退税中六成退税额是由中小型企业完成的。
“从这组数据和分布特点来看，可以反映出骗税的份额有多大。”深圳一家小型外贸企业老板郭珊告诉记者，通常做正常贸易的中小型企业是没必要去退税的，因为进货时不用发票，供应商会直接减价，何必再去麻烦退税。
整个出口退税的环节，虽然有海关、外汇局、国税局等部门监管，但漏洞却始终难以补上。
“监管机构只要仔细检测税票就可看出来，但真正查出骗税的有多少?明眼人都清楚是怎么回事。”小王说。
而某些地方政府的背后默许，也是骗税得以存在的因素之一。由于深圳的外贸单较多，外省企业纷纷来深圳找单，记者曾亲眼见到，辽宁省一家企业主飞赴深圳与罗湖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洽谈贴息率。
“比如辽宁一家公司在省内的出口总量实际只有100万，但他希望做到1000万去退税，怎么办?到深圳找一些不需要退税的小贸易公司，将他们900万元的出口贸易单以辽宁公司名义出口，这样一来，辽宁公司1000万的任务就完成了。”操作此业务的深圳某物流企业经理于先生介绍，辽宁公司不需要一家家去找小贸易公司，只需找到一个代理进出口业务的公司即可，给代理公司一定的贴息费用。
辽宁公司当时对记者直言，这种方式，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鼓励，企业做高进出口贸易数据，同时能给当地的官员带来政绩。除了国家被骗税有损失外，其余主体均是一个多赢的格局。
争议出口退税政策
面对骗税分子盛行的乱象，出口退税政策备受质疑。深圳大学经济学教授钟坚提出，何不取消出口退税，直接降低企业源头的增值税?
中山大学教授林江则认为，完全取消出口退税，对中国 的经济将产生巨大冲击，尤其是在国内经济不景气时，企业的盈利空间越来越小，很多企业靠出口退税才能生存下去，一旦取消或大幅降低，将引发企业倒闭、人员失业。
而在李超晔看来，骗税的毒瘤在于有报关行和货代公司的配合，要堵塞这个漏洞，除非取缔这两个行业，但现实却不可能，因为真实的货物出口，必须找这两个公司来运作。
李超晔认为可行的办法是，降低5个百分点的出口退税率，这也是骗税分子所能赚取的利润率，如果去除利润空间，骗税分子将无利可图。
另外，在制度上也存在不合理之处，一般的中小企业，作为小规模纳税人，无法开具增值税发票，只有升级为一般纳税人后才能开增值税发票，但两三个人的外贸公司，不需要任何生产成本，一两百万就可开展业务，却被允许开增值税发票。
“应该取消外贸公司开票资格，直接由生产企业自己开票。”李超晔说，这样可以杜绝外贸公司骗税。
钟坚认为，中国一直倡导出口转内销，但内销无法拉动，大量产能过剩的行业，还需出口消化，在中国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连续上涨几年的情况下，价格已经不具备优势，企业利润被无限压缩，若能在原材料环节开始减税，减少成本，利润也能相应增加，出口退税不一定让企业受惠，反而让一些空手套白狼的企业从中渔利。
事实上，从2006年起，为改变企业增长模式、提高竞争力，减少大额贸易顺差，我国曾多次降低部分行业出口退税率;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受人民币升值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企业出口获利能力明显下降，就再次提高了出口退税率，仅2008年8月至2009年6月间，就7次提高出口退税率，恢复到了最高值17%。
“现在，可以分行业慢慢 降低退税率，给企业一定的缓冲时间，而国际上对中共政府补贴出口企业争议也较大，称中国倾销，对这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则可适当多降一点。”林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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