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一则“刘胡兰，离我孩子远点！”的帖子引起大陆 民众热烈讨论，帖子对中共血腥残暴的本性，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中共自建党以来，一路杀人，不仅战争时期杀人，和平时期杀人更甚，所犯罪恶，超过历史 上最残暴的政权。
学生家长：请刘胡兰离我孩子远一些
2月17日，有民众在大陆社交网站 《凯迪社区》转发了一个学生家长，就学校要求学习刘胡兰一事给学校老师写信，希望自己的孩子远离这种灌输残酷斗争的仇恨教育。
信中写道，无论是谁倡导学习刘胡兰，以常识 和正常的是非观来看那件发生在60年前的事情，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
一个年龄只有十三、十四岁的小女孩，参加了一种你死我活的残酷的政治斗争，被敌人残忍地杀死。而她这样大的孩子，本应该在草地上天真烂漫地嬉戏和奔跑：这里找不到任何值得称赞的品质和值得坚守的理想；相反，此后那些自命不凡、谋略超人的大人物对这个小女孩的嘉奖和称赞，都是中国 的耻辱记忆。
这位家长强调，他同样在这样的仇恨教育中长大，幸运的是最终摆脱了这种仇恨。
作为孩子的家长，希望孩子在原谅、包容和关爱的环境中成长，一旦孩子幼小的心灵被种植下血腥、残忍和仇恨，其所结出的精神扭曲的果子，将影响一生。
这位家长写道，任何有理智的家长，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这么小就像刘胡兰一样，参加到如此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更不想自己的孩子这么小就被大人们教育着去杀人，然后再被人残忍地杀害，所以一想起自己的孩子要学习刘胡兰，就心如刀绞。他说，作为父亲的责任，本能地抵挡着对孩子的心灵可能造成的伤害，所以请求能够不参与 这样的教育活动，离刘胡兰远一些。
中共历史充满血腥 泯灭人性
《九评 共产党》指出：“共产党当年靠流氓 无赖杀人起家”，“杀人是中共维系统 治最必要的手段之一”。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其“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念，就是以杀人为基础的。中共的“南昌起义”、“秋收暴动”、“打土豪，分田地”、“江西苏维埃政权”等，就是它早期的杀人过程。
中共在江西自己地盘，以“反AB团 ”为名大开杀戒，当年的20军，从军长到连排长4000多人几乎全被杀光。
中共建政之后，多次发动政治运动，仅镇反运动，中共1952年底公布，消灭的“反革命份子”是240余万人，实则遇害的人员最少在五百万人以上。
而1958年 到1962年，中国的大饥所饿死的人数，据《炎黄春秋 》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揭露，是3,600万人。
中共是“文革”血腥杀人的真正操纵者
不久前，陈小鲁和宋彬彬为“文革”道歉的新闻，引起人们重新对中共文革杀人历史的反思。
中国旅美学者宋永毅曾经撰文，纠正“文革”中对暴力和屠杀的流行的错觉，即以为血腥的暴力是在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发生的，杀人者大都是所谓的“造反派”。
美国斯坦福大学著名中国问题 学者沃尔德（Andrew Walder）教授和他的助手苏扬博士，根据80年代以来出版的数千种县志提供的资料统计，“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既不是 “造反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共各级政权瘫痪的1966年 底，也不是“造反派武斗”最盛的1967年，而是各级“革命委员会”（当时各级政权机构的名称）已经建立、毛泽东恢复了对国家机器之严密控制的1968年。
以北京市大兴县的屠杀案件为例，此案发生在1966年8月。当时，原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下台了，新的北京市委刚成立不久，并非权力的“真空期”。
据现在可查到的档案材料显示：这一屠杀行动源于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的局务会议，传达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干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讲话要求公安机关不要制止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声称不赞成将人打死，但是，如果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劝不住，不要勉强；而且说，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抄家“当参谋，提供“黑五类”的情报，协助抄家。
大兴县公安局立即制定了在县内发动群众屠杀“黑五类”的计划。据调查，大兴县的屠杀行动直接的指令来自县公安局，组织杀人行动的是公社的主任、党委副书记，动手残杀“黑五类”、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则大都是民兵。
需要指出的是，许多参与屠杀的都是中共党员，很多人因在屠杀中积极、“表现好”而得以入党。例如，1968年广西自治区当局以执行中央的“七．三”、“七．二四”布告为名，对反对派“四．二二”群众团体实行武装大剿杀，当时除了有数万军人 奉命参与行动外，最积极杀人的多是共产党员。
“文革”后官方内部出版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披露：“据后来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就有20,000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有9,000多人是杀人后入党的，还有与杀人有牵连的党员19,000多人”。单是从这个“不完全统计”就可以看出，广西有将近48,000名中共党员是杀人凶手。
1989年 4月15日开始，学生与民众人士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聚集，引发了全国性的示威游行活动；最终，北京的学生运动遭到中共的武力镇压。
据众多当年的目击者口述和无数录像资料记载，1989年6月3日夜间至6月4日凌晨，数以千计全副武装的的中共士兵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以执行戒严令为名从多方冲向天安门，并沿途开枪打死数以千计的民众。
中共“六四”大屠杀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迷。当时西方媒体几乎都说“六四”期间有几千人遇难。学生纠察队总指挥张健表示，根据徐姓红十字会会长在香港出书，上面写红十字会接受尸体900多人、伤8千多人。但据粗略估算，伤者能活下来一半就不错了，因为当时血液已经没有了，很多老百姓在排队输血，保守估计也死了4千多人。
中共江泽民迫害法轮功 血债累累
而中共最大的血债，是前党魁江泽民1999年7月20日发动的迫害法轮功 运动欠下的。
据《正见网》2013年12月23日报导，根据初步估算，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全面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国大陆约有336万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的残酷镇压中失去生命。其中57万被“拘留”致死，50万被“劳教”致死，47万被“非法抓捕/审讯”致死，34万被“判刑”致死，34万被“洗脑班/精神病院/黑监狱”致死。
其中，最令人发指的罪行就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除薄熙来案暴露的活摘内幕 之外，据追查国际调查，在中国150多家军队医院中，绝大部份都开展了器官移植，浏览这些军队医院的网页不难发现，军队实施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相当惊人。
据大陆全军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炳毅公开表示，2005年中国进行了近万例肾移植、近4,000例肝移植，到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峰：2万例，而1999年中国仅有4,000多例肾移植，肝移植数几乎为零。
同时，中共江泽民集团活摘法轮功器官的罪行，在国际上大幅度曝光。
2010年以《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加拿大著名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2012年7月再次推出新书《国家器官》。此书揭露了中共动用国际机器，实施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汇集了美国、以色列、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国的著名肾脏专家、生物伦理教授、医生、国会议员等提供的案例、统计数据、证人证词 等，揭示了在中国发生的强行器官摘取和移植，尤其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行为。
2012年9月18日，《大纪元》总编辑郭君女士在21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言，提出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并要求联合国作紧急调查和阻止。
2013年9月19日和9月26日，法轮功学员两次应邀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会就中共活摘器官罪行作专题发言。多国外交官、多位联合国官员纷纷表态，支持发言人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群体灭绝的罪恶在国际社会上曝光、西班牙著名人权律师 卡洛斯?伊格雷西亚斯（Carlos Igl□sias）应邀在大会上做控诉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危害人类罪恶的专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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