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禁书: 中共财政副部长:中国经济现行版难以为继

2014年1月1日星期三

中共财政副部长:中国经济现行版难以为继

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的同时，受地方债务、资本市场流动性紧张、产能过剩以及房地产泡沫等的影响而陷入重重危机之中。面对如此困境，中共体制内高官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现行政策已经难以为继，面临不可持续的风险；体制已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桎梏。

中共财长发文：目前中国经济难以为继

中共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日前在中共党刊《求是》刊文称，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典型的“四高四低”特征，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速度”与“低产出、低效率、低效益、低科技含量”。这种经济模式发展至今，矛盾多，运行风险加大，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面临不可持续的风险。

文章中分别列举了“四高四低”的一些具体的数据，例如：中国单位GDP能耗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6倍；土地利用率的不断下降，城市用地单位产出率上海只相当于纽约的1/29、香港的1/14；就业者人均创造GDP仅为美国的21%、日本的32%等。

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大量资源无效或错配导致产能过剩严重。不但在钢铁、平板玻璃、造船等传统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在太阳能等新兴产业也出现了生产能力的闲置。如中国国太阳能光伏电池组件产能达到35GW，占全球产能的60%；风电设备产能30GW—35GW，其闲置都在40%以上。

王保安坦言，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经济依然在增长，主要靠的是庞大的储蓄和高投资率在勉强支撑。

据测算，目前中国GDP每增长1美元，约需投资5美元的极低投资回报率；中国平均投资率达到近50%，有些省份甚至达到80%。王保安明确提出，这种靠投资支撑的增长已难以为继。

“体制”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桎梏

文章中还说：“低科技含量、低附加值”这块中国制造业的标签，至今仍未能摘除，因为中国的产业结构呈矮化态势，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而附加值的高低是决定产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同时，这种现象也体现在进出口产品的结构上：在出口产品中，中低科技含量产品比重较大，而新能源汽车的核心材料、高档数控机床的数控系统、集成电路芯片、汽车制造关键设备等高科技含量产品，长期依赖进口。

这种“两头在外”的结构加大了中国经济的脆弱性，不仅使得中国的外贸质量低，而且出口的中低附加值产品，还隐形承担了社保、资源、环境等巨额成本。

同时，中国的企业缺乏研发投入积极性，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不足1%，远低于发达国家2.5%-4%的水平；大中型企业建立研发中心的仅为27.6%，其中不少还是部门“指定”而挂牌的。特别是商业模式创新，在中国更是凤毛麟角。

王保安还表示，以往中共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决策作用严重干扰，甚至扭曲市场的决策机制——价格，从而导致资源错配等问题的出现。

同时，科教体制改革的滞后不仅造成了教育科技资源的错配与浪费，而且使得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缺乏人才的支撑。

王保安表示，鱼塘中一条鱼死了，这是偶然事件；倘若多数鱼死了，说明是水的问题。同理，企业普遍缺乏创新意愿，说明中国经济环境、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存在问题。

中国经济“自行车”就要撞墙了

12月30日，中共审计局公布《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总额20.7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债务总额为10.89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总额在2年半时间增加七成，目前已有超过200个县的负债率超过100%，面临破产；同时，2014年到期需偿还的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约2.38万亿元。

野川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张志威曾在10月底表示，根据野川证券所收集的数据及精确计算方式，中国地方债违约率已经达到了53%，地方债务遇上“冷经济”，或将引爆危机。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今年7月在《纽约时报》撰写专栏文章时，将中国经济比如为一架自行车，不前行就会倒下。而现在这中国“自行车”正冲向一堵由“中国农村劳动力耗尽而形成的”墙。

著名经济学家简天伦进一步对克鲁格曼的妙喻阐释说：“骑过单车的人都知道，往前走可以，但要是停下来，没有人推，没有人扶的话单车一定会倒下。速度越快，单车越稳；而放慢速度骑，对控制单车的人技术要求越高，越容易摔倒。这就是为什么克鲁格曼把中国经济形象地比喻成单车，慢下来危险，停下来就会倒了。”

而且简天伦认为，不仅仅是中国农村劳动力耗尽会形成一堵墙。实际上，下岗工人、城市拆迁户、中共执政60多年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腐败、司法不公、新闻不透明、少数民族问题、宗教信仰问题……这些中共自己建起的一堵堵墙，都令一党专政独裁统治下的中国政权危如累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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