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塞缪尔-斯迈尔斯在《信仰的力量》中说：“能够激发一颗灵魂的高贵、伟大的，只有虔诚的信仰。” 美国诗人 惠特曼说：“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土。”
蒋介石是中国 历史 上很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是民族英雄，也有人骂他是独夫民贼。他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可是他最后却丢失大陆 ，退居台湾岛。在大陆，长期的妖魔化早已经扭曲了他的形象，以至于不久前我还相信这样的观点：他和毛泽东争夺大陆政权，最后结果是一个讲规则的流氓 败给了一个不讲规则的流氓。当我真正了解了这两个人之后，我只能这样说，一个讲规则的正人君子败给了一个不讲规则的流氓，但是最后的胜利者仍属于前者。二人的巨大差别在于，一个爱国爱民，一个暴虐恣肆；一个有信仰，一个无信仰。信仰并不能保证人总是成功，但是依靠着信仰的力量，即使遭遇艰难困苦、陷入失败的境地也能够活出高贵的人格，不放弃原 则底线，并最终取得成功。
早就知道蒋介石是一个基督徒，但我也像许多人一样，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当初为了娶宋美玲不得不勉强入教， 在实际生活中可能根本不可能践行基督信仰。
可是我错了，蒋介石竟然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从受洗之后，几十年如一日，坚守信仰，始终不渝。最近公开的蒋介石日记真实地披露了这一点。
美国的胡佛研究院2006年公开了《蒋介石日记》，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纷纷专程前往探宝。让他们惊讶不已、印象最深刻的竟然是蒋介石日记中详细记录的祈祷、认罪、忏悔、感恩，以及几十年如一日的灵修生活。受之前宣传的影响，很多大陆学者一直以为蒋介石的基督信仰是假的，但看过他的日记后，没有人对此再提出质疑。研究蒋介石的专家郭岱君说：”基督教的信仰，对于蒋先生来讲，在困难时给他力量，在痛苦的时候给他以抚慰。最重要的是给他以冷静与智慧，让他在思考祷告中找到国家的方向。”
在蒋介石的一生中，有三个女人 深深影响了他的信仰，即他的母亲王采玉，岳母倪桂珍以及妻子宋美龄。
蒋母王采玉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佛教徒，曾带发修行，还俗后仍一直信佛吃素，晨昏念佛不辍，蒋介石年幼时经常跟着母亲去附近的寺庙吃斋念佛。受母亲影响，他以后也曾研究佛学，对谈佛也颇有兴趣。1927年8月15日，蒋介石发表辞职下野宣言，次日便到雪窦寺，常驻在寺中，并邀请太虚来讲《心经》大意。
蒋介石接受基督信仰是因为他与宋美龄的婚姻。1927年10月初，蒋在与宋美龄成婚之前，宋母倪桂珍要求蒋信奉基督；蒋表示，他愿意仔细研读《圣经》，然后再作决定，从此开始认真研读圣经。直到1930年，岳母病重，为了使老人在离世前得到一点安慰，他才接受洗礼。但此时的他并未完全放弃佛教信仰，每次回奉化故里，还会到雪窦寺去礼佛。1946 年还都南京不久，蒋介石便请来太虚为自己选择 墓地。太虚选择了紫金山上中山陵与明孝陵之间的一处地方。后蒋介石遂在此处建了”正气亭”，欲待“万年之后于此安然”。1949年 1月蒋宣布“引退”后，也曾到溪口武山庙祈神抽签。
因此，这一时期，蒋介石对信仰采取一种实用主义态度，基督信仰和佛教、儒家”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观念掺杂在一起。每当战事遇到困难时，他就会向上帝恒切祷告，祈求上帝帮助他。例如1944年衡阳保卫战期间，他曾多次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保佑衡阳不被敌军攻破，他在7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 “愿主赐我衡阳战事顺利，当在南岳峰顶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他甚至在日记中发誓，若上帝保守他在衡阳之战中取胜，他将命令全军将士皈依基督。这种宗教观显然是错误的，基督信仰是上帝的拣选，不能用命令的方式使人成为基督徒。
蒋介石基督信仰是通过自己的一系列宗教体验而逐渐确立的，他多次遭遇生命危险，但却总是能够转危为安，他相信上帝保守了他。尤以1936年12月发 生的西安事变为转折点。在这场事变中蒋介石遇到了平生最严重的生命威胁，心绪极度不安。他恳切地祈求上帝救他，但他也做好 了牺牲的准备。他在《民国二十六 年耶稣受难节证道词》中，把自己所遭遇的磨难看作是上帝允许的不可避免的牺牲，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作的牺牲一样。12月22日，当蒋介石见到奋不顾身、 前来营救的宋美龄时，开口便说道，”今晨余展圣经，适阅及‘耶和华今将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句，今君果有此。”
蒋介石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为了国家利益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他甚至多次在日记中写下遗嘱，愿意以身殉国。他深知中日全面战争不可避免，但双方实力过于悬殊。日本作为亚洲军事强国，经长期备战，九一八事变时，已有四百五十万训练精良装备充足的陆军，配备近二百万吨战舰的海军， 以及拥有两千七百架全天候飞机的空军。而中国刚经历军阀混战，国力空虚，战备不足。抗日战争初期，国军海军仅有五万吨舰艇，空军仅有三百架旧式飞机，陆军加预备役共二百五十余万，士兵缺乏教育，军官缺乏现代战术训练。而且关键的是，蒋介石并不能完全指挥这些军队。因此，包括汪精卫 等国民党元老、胡适等著名知识份子都认为中国完全不具备和日本抗衡的条件，但凭着信仰的力量，蒋介石坚决不投降，并积极为战争做好充分的准备。
为了争取时间，他用“攘外必先安内”为幌子迷惑日本；为了统一军阀割据的中国，他甚至故意留下部份红军不消灭，使之逃到西南和西北地区，以便使国军的势力也扩大到这些地区。他加紧从德国等国进口军事设备，并请德国军事教官帮助训练中国军队。
但西安事变彻底打乱了他的部署，他不得不在尚未做好对日作战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开战。1937年8月13日爆发的淞沪会战是蒋介石主动发起的战役。日军投入37万人，死伤4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75万人，死伤30万人。蒋介石聘请德国顾问训练的最精锐的部队四分之三都在这场战役中牺牲了。
作为一个国家领袖，对民族危机忧心如焚，他愿意来到上帝面前忏悔自己的罪孽，因为他认为这种民族危机是由于自己的罪恶而引起的。他在1938年12月12日的日记中记载: “惟祈上帝能早日赦免余罪恶，而余国之民族速即脱离压迫实现独立耳。”
八年抗战取得胜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在民国政府的努力之下，英美等国带头废除了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另立新约。作为”二战”的战胜国之一，中国理所当然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蒋委员长作为“民族英雄”，在全民一片欢呼声中，志得意满。在1945年10月末的一篇日记中，记下了战争胜利后，自己的信仰和体力倍增，这都是上帝的恩惠。
但上帝要用更严酷的方式塑造他。由于决策失误，战后国内问题 丛生，物价飙升，民怨沸腾。三年内战，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接连失败。他从人生的顶峰一下子跌入谷底。他怀疑 上帝抛弃了他，一度灰心失望想自杀。1949年初，蒋第三次下野，5月间他乘舰巡视定海、舟山等地，14日来到佛教胜地普陀山，也许之前佛教的信仰又在涌动。他当天在日记中说：“以往昔总理到普陀曾有神话，甚恐余来此对上帝与基督教理之信心动摇为虑，时以此为戒。余既信奉基督，决不能再事他神，此为人格之试金石也。” 他所说的”总理到普陀曾有神话”是指1916年8月间，孙中山在游普陀山时自称看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景象，并命随从记下这一段奇遇。孙中山晚年基督信仰发生动摇可能与此有关。
国共相争，蒋介石惨遭失败，失去了95%以上的领土，败退台湾岛，他痛苦万分。1949年10月1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眼望着手造的中华民国的危亡，怎敢不挥泪前进。走这条路的，谁都知道艰难崎岖……现在四围虽都黑暗，只见失败，魔鬼势力更强，似乎大不可当，环境恶劣比前更甚，神也似乎远离了我，遗弃了我；但感谢天父我仍能藉着这一线光明的信心，已足使我按步前进，毫未失望，绝不丧心。”同月31日是蒋介石的63岁生日，他在日记上承认过去一年是他生平最黑暗、最悲惨的一年，但他壮志未酬，仍求上帝的怜悯，让他能够在有生之年，完成救国救民的使命。日记上说：”其或天父怜悯余一片虔诚，对上帝对国家对人民之热忱，赤忱始终。如有增无已，所以增添余之寿命，而留待余救国救民，护卫上帝教会以完成其赋予之使命乎。”
在台湾，蒋介石深刻反省在大陆的错误，调整了政策，促进台湾经济和民生的发展。他这段时期的信仰更为虔诚，灵性更坚定。《纽约时报》曾报导：“他刻苦简朴的时日完全消磨在工作上，每日只有两次小小的间断，那就是祈祷和默想。……蒋总统黎明即起，清晨约七时，他已盥洗毕，或穿当日所穿蓝色之长 袍，或穿一普通军服，然后进入书室，与蒋夫人同作早晨的祈祷。”蒋介石的牧师周联华也回忆说：“蒋介石和宋美龄每天早晨起床一定都会读圣经。”晚年时，每个主日，蒋介石都要和夫人一起到台北市士林凯歌堂做礼拜。在遗嘱中，蒋介石称：”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的信徒自居。”
这就是作为基督徒的蒋介石。因着信仰的力量，凭着“一线光明的信心”，他在逆境中站立起来，奋发图强，奠定了台湾复兴的经济基础。他的儿子蒋经国先生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是他亲手开启了台湾的民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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