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禁书: 【专访】旅法老科技人员张说

2013年9月16日星期一

【专访】旅法老科技人员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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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3年09月16日讯】（大纪元记者李婉清法国报导）来自中国山东青岛化工工业老科技人员张说（音同“悦”）在儿女的眼中是一个“对子女充满无私爱”的好父亲，对妻子体贴关爱的好丈夫。他在风华正茂时也曾向往共产主义，80年代初用了一年的工资买了橡皮艇，要义无反顾地离开中国未能如愿，今天终于安居在法国。他对我们讲述了他的故事，他说：“对于人世间的善恶是非大事，我没有多高水平，但我努力地在把这个问题弄明白。人生的意义，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是’，什么是‘非’，这个要明白，作为一个人，我不想白活一世。”

中等个子，清瘦的面庞，双目炯炯有神，说话带着浓浓的山东乡音，亲切随和，这是我见到张说老先生的第一感受。他是从事化工技术工作的，一直以来只是想把业务工作做好，并没有想搞政治。但是，在1957年时，他公开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几十年来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却一直被划为另类，遭受迫害。

现年78岁的张说老先生，已走过了人生的大部份岁月，他的坦诚、秉持良心说话，经过50年和共产党打交道，他最终认清了共产党的本质。他坚决反对共产党，在共产党的统治下遭遇过无数磨难的他，如今谈起共产党来却是平静、从容。他说：“回过头来想想，所有的磨难都是好事情，最重要的是我没有顺从共产党，从中我学习了很多，也更加理性地思考我一直想搞明白的问题——是非善恶。回过头来看看，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很充实，我觉得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得罪了共产党是件好事情，它的所作所为让我明白了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也避免了我被蒙骗走上错误的道路，我没有因为不屈从共产党而吃了很多亏感到后悔。”

曾经参加过中共地下外围组织

张说回忆道：“我在1949年上半年在青岛曾参加过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一些活动，当时我读初中，同学约我去山东大学那儿学跳舞、唱歌，教授我们这些文艺活动的老师们慢慢的会暗暗的塞给大家一些共产党的宣传品，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陈伯达的‘四大家族’等，都是用土纸印刷的。当时我还见到了一张照片：毛泽东站在一个农村场院的中央，穿着膝盖上有大补丁的大棉裤，学员们围着席地而坐，这张照片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当时相信：共产党是全心全意地为老百姓好的。”

历史让人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而其中的变数当时的人们又很难理解，张说作为一个与政治不搭边的老科技人员，在历史过程中慢慢的对共产党本身加以思考和辨别。

说真话被定性“在反右运动中犯有严重错误”

张说说当年共产党的大同思想曾让他向往过，他回忆道：“那时的干部都要学习政治，比如每天八点工作，七点就开始学习政治，可以说雷打不动，当时的我也是完全相信共产党的这一套，觉得自己思想水平差，要好好学习，共产党说共产主义很美好，物质丰富，各取所需，可以‘上午钓鱼，下午去跳舞啦’，这种对生活场景的描述也符合我的向往，很吸引我，还说每个人都自觉地为社会劳动，用不着强迫，大家都争着、抢着，等等。”

但他对当时整个社会环境以及政策还是感觉不大对劲，在政治思想学习过程中也遇到些疑问，“比如共产党说共产主义没有偷盗和犯罪行为，这些我觉得很难理解：物质财富丰富了，人的道德水准怎么就一定会提升呢？”事实上，张说的疑问得到了证实：当今中国物质财富提升很多，但总体社会道德水平反而下滑的很厉害。

噩运从1957年开始降临，张说叙述道“我是搞技术工作的，不是政治干部，作为青年，我当时的想法是希望自己经过努力有个比较好的前途，但发现：如果不是党员基本就不可能被安排到重要岗位上，但我并不想入党，我认为每个人的才能应该尽量让其发挥出来，不能因为他不是党员就不重用他。1957年，中共当时鼓励‘大鸣大放’，让大家说出心里话，当时有位知识份子叫储安平，他对中共事无钜细、什么事都管的作风表示不满，认为中国可能会成为共产党的天下了，就提出了‘党天下’，不久就被中共批判成大右派。当时我在青岛轻工局在业务上承担了技术骨干的工作，在全局干部参加的一次大会上我公开发言，支持储安平所讲的‘党天下’是事实。当时我不知道共产党的手段，不觉得害怕。随后单位党领导马上就表示我有大问题，对我进行批判，整整半年的时间：每天上午照常上班，下午全局的职工都参加批判大会，我就成为被批斗的对象了。即使这样，我觉得自己没有做亏心事，也不觉得心虚，当时自己才23岁。虽然身体上还没遭受什么迫害，但名誉上完全被搞臭了，大家都躲着我。”

学英语文革再次被批

“反右”之后就是“大跃进 ”，在此期间张说被强迫参加重体力劳动：“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大炼钢铁，大家不论白天、黑夜，劳动强度很大，因为我有右派言论，所以干重活要在第一线。”

岁月悠悠，8年后1966年共产党发动“文化大革命”，从十几岁开始接触英语的张说一直很喜欢英语，也因此被检举偷听敌台，“因为我懂英语，喜欢听，揭发我的是我的一位邻居，我自己很注意收音机的质量，用不多的积蓄时不时地更新收音机，而我的邻居也有收音机，他喜欢把声音放大听唱大戏的节目，而我听的时候把声音调得很小，而且只听英文节目，因为我完全不相信中共的宣传，也根本不听中文节目。那时国内听得懂英语的人很少，所以很少被干扰，但是台湾的电台节目就会被干扰得很厉害，听不着。邻居向派出所揭发我的时候说，‘张说的收音机很好，但从来没有听到他听过’，所以怀疑我一定有问题，在偷听敌台。”这个距离‘反革命’已经不远的罪名让张说继续被斗：“我的单位开始贴大字报，对我批斗，精神上我感到我简直活不下去了，大题目就是‘把叛国投敌者揪出来’，之后我就被交给贫下中农监督劳动。”

不愿与他人发生矛盾、性格秉直、最初对共产主义充满向往的张说开始重新思考“难道我错了吗？直到1957年被批斗，我还没有明确的在心里说‘共产党错了。’但是我很明白的一点是我没有错。” 但是中共搞的那一套他是坚决不能接受的。

古语“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历经10年时间，张说不再相信共产党，“我开始怀疑共产党是从1959年到1962年期间，那时因为大跃进人为的造成灾荒，人们吃不饱饭，而当干部的却没有事，看起来都很好。之后我重新回单位工作后，发现了中共就是一个骗子：自己享受，老百姓被坑得快要饿死了。”

“我记得当时领导机关17级以上的干部，就可以到疗养所去休养，一个月可以去休养一到两个礼拜，那里的饭菜供应非常丰富，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们要去送东西，我们化工局下属工厂的农业生产队，渔业生产队，直接就给疗养所送那些好的食品，当时老百姓都吃不饱，甚至没有吃的，农民都没有力气种地了。这些我亲眼看到了，就明白了并不是我认识不够的问题，而是共产党在说一套，做一套，欺骗老百姓，而且直到今天它都这样。”

结合当今中国社会，张说认为“一直以来都是共产党员享受，一般老百姓就受苦了，可以说好事没有落在老百姓身上，我不懂经济，但是我能够看出来，这些干部贪污腐败有一个渠道。而且共产党也给党员们刻意留下了腐败的口子。”

下期将继续讲述张说买橡皮艇偷渡离开中国以及家人眼中的张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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