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禁书: 史洪愿：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灾星（下）

2013年8月22日星期四

史洪愿：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灾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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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3年08月22日讯】王明一直在毛的股掌中过着小媳妇的日子。10月，他有幸看见季米特洛夫给毛的电报，里面问了十五个严厉的问题，包括：中共准备采取什么实际行动打击日本，以阻止日本与德国夹攻苏联？手上有了莫斯科对毛不满的证据，王明胆子壮了，抓住这个机会打算东山再起。政治局会议上，他拒绝表态说毛一贯正确，反而批评毛的抗日政策，说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不是毛，而是他。他要求跟毛泽东在党的大会上辩论，说他决心与毛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

毛本来计划在政治局所有人都表态臣服后，召开已延迟多年的“七大”，名正言顺地当党的领袖。毛做事实上的中共领袖已经七年，但一直还没有正式头衔。经王明这么一闹，毛的如意算盘便散了架。如果倔强的王明在“七大”上挑起论争，辩论抗战政策，输的准是毛。毛不敢在这时开“七大”。

王明在1941年10月向毛挑战之后，突然病倒了，住进了医院。王明说是毛泽东给他下毒。这有待查证。确有证据证明毛给王明下毒的，是王明准备出院时。那时王明仍不屈服，在医院还作诗表示要“不低头，”“争气节”，说毛“一切为个人，其他都不管。”甚至直点其名：“毛泽东制造毛泽东主义，建立个人党内专制和个人军事独裁。”这样一个敢于反抗的王明，出院后准会给毛带来无穷的麻烦。毛决心除掉他，派人给王明下了毒，只是并没毒死王明。

这时，毛感到危机在即，采取紧急措施。3月20日，他秘密召开排除王明在外的政治局会议，把自己正式任命为政治局兼书记处主席。决议给毛绝对权力，说中央的任何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王明被赶出书记处。毛就这样第一次当上了中共主席。然而，他当得鬼鬼崇崇，没有向全党宣布，也对莫斯科保密。这件大事在毛的一生中都是国家机密，知道的人寥寥无几。

后来，在共产国际的多次干预下，毛、王双方各自让步，但归根到底是毛得胜。莫斯科要毛放王明去苏联，但毛硬是把他扣在延安，要怎么整治他就怎么整治他。“延安整风”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把王明塑造成头号坏蛋，干部们成天谴责王明，但他们大多连王明的面都没有见过。毛怕雄辩的王明在大庭广众下开口，总是不许他出场。在一个声讨王明的大会上，王明的夫人跑上台去说那些指责都是诬陷，提出用担架把王明抬来，让他澄清事实。在座的当然没有人动。于是她哭着扑到毛的膝盖上，要毛主持公道。毛坐在那里，任她痛哭流涕，像石头一样纹丝不动。

1943年，毛在给王明下毒时，还整治了周恩来。毛不满足于周听话、忠实，还要再大大恐吓周一番，使他不敢有丝毫贰心。在整风中，毛把周领导的地下党打成特务集团，周面临当特务头子的危险。毛召他从重庆回延安时，他踟躇着不敢回去。毛6月15日发给他暗带威胁的电报：“成都、西安两地望勿耽搁，一则求速，一则避嫌。”周七月份一到延安，毛劈头给他一顿指责，还甩出一句：“不要身在曹营心在汗。”周胆战心惊，马上在“欢迎”大会上连篇累牍地歌颂毛。11月政治局会议上，他一连骂了自己五天，说自己“犯了极大的罪过”，是王明的“帮凶”，说自己从前当领导是“篡党篡政篡军”，还称自己“猥琐”，有“奴性”。他在党内到处演讲，大讲他本人和其他领导如何给党带来灾难，毛又如何从他们手里挽救了党。自此，周恩来被毛完全驯服。

1945年初，轮到彭德怀挨整了。毛召开“华北座谈会”，旨在破坏彭的威信与声望。会上毛钦定的人物一个个朝彭身上泼污水。至此，毛已经挨个儿整治了中共领导人中所有曾经反对过他的人，强使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屈服了。

正是靠整风，毛泽东第一次树立了对他的个人崇拜，而且其中的每一步都是毛本人亲自导演的，最重要的步骤都发生在“延安恐怖”最盛的1943年。

这一年，毛亲手控制的《解放日报》连篇累牍地登着大字标题“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这一年，毛担任校长的中央党校大礼堂正上方镶嵌上他本人的金色浮雕头像。这一年，中央党校发给每个学员一枚毛像章，为后来人人必戴毛像章之始。这一年，毛的肖像大批印刷，卖给家家户户。这一年，著名的毛颂歌“东方红”要人人传唱。

也是在这一年，“毛泽东思想”这一说法问世，它首次出现在王稼祥的文章里。捉刀人其实是毛。王的妻子朱仲丽记得那是阳光灿烂的一天，毛到她的家来了，先说了些关于打麻将的俏皮话，然后叫他丈夫写篇文章纪念中共成立二十二周年。毛明确地说，“你以前和我交换过的那些意见，我看都可以写进去。”王稼祥心领神会，废寝忘食地写了这篇文章，中心是：“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 —— 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章写好后交给毛审阅，毛打电话答覆：“写的很好，准备叫《解放日报》发表。”发表后成了人人必须“学习”的档。

那时的延安，在每天的会上，一个简单公式被反复捶打进人们的脑子：只有跟着毛，才能无往而不胜。长征中最大的败仗土城之战，明明是毛指挥的，现在成了“违背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的结果。毛反对的平型关战役成了“贯彻毛‘诱敌深入’等作战原则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个人崇拜树立起来了，名正言顺当中共领袖的时机成熟了。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离上届“六大”整整十七年。毛把“七大”往后一推再推，以便滴水不漏地控制大会。

所有“七大”代表都经过反复筛选。整风前有五百来名代表，半数被打成特务，自杀的、精神失常的难以记数。几百个新代表被选入，各个都保证听毛的话。

“七大”会堂最醒目之处，是主席台上方的一条大横幅：“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毛被选为所有最高机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主席。自中共诞生以来，他第一次公开地有了党的领袖的头衔。二十四年的努力如今总算开花结果，如愿以偿，毛的激动可想而知。感情激动时他容易顾影自怜，他又开始唠叨过去的“受歧视”，“坐冷板凳”，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

当上了老大后的毛，不容党内任何人对他的权威进行挑战。此后几十年里，敢于挑战毛的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相继被他整死。

毛泽东成了中共的史达林。

三

同国民党的内战刚胜利在望，毛便跃跃欲试，要在史达林的全球势力范围内插一脚。他找来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士．斯特朗，派她周游世界，替自己宣传。临行前，毛给了她一套档，嘱咐她“转交给全世界的共产党，特别是给美国、东欧共产党领导人看看”。斯特朗遵命写了篇文章〈毛泽东思想〉，外加一本书，题为《中国的黎明》，颂扬毛“用马克思、列宁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方式解决每一个具体问题”，“整个亚洲可以从中学到比苏联更多的东西”，还说毛的著作“完全可能影响了有些欧洲政府战后的模式”。这些话明摆着在夺史达林的风光。

1949年 11月，毛建国后第一个国际性的共产党会议“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在会上大谈“毛泽东的道路”，一次也没提史达林或者苏联的榜样。刘说，“中国人民走过的路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应该走的路”，“这些地区的革命人民不可能不走这条路，谁要想回避它谁就将犯错误。”毛还违反了他曾对苏联许下过的不进行任何组织工作的诺言。11月23日，刘少奇向大会宣布将成立一个“联络局”，总部设在北京。毛的意图是用这个机构作为指挥别国的工具。

毛深知，要争夺共产主义阵营与整个世界的霸权必须有足够的实力，因此，中共政权刚一建立，他就千方百计向苏联索要援助——帮中共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个全面的军事工业系统。史达林在世时卖给毛五十个工业专案，加上赫鲁雪夫后来又卖给中国的九十一个大型项目，使得毛得以在1953年6月 15日推出了称作“总路线”的中国工业化蓝图。鲜为人知的是，这些专案是以军事工业为核心，毛的工业化实际上是“军事工业化”。

毛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至多再长一点时间内，实现这个目标。他反复交代的是要“快”，“提前完成”，“超额完成”，说速度是“灵魂”。为什么这么急？毛有一个说不出口的理由：他要在他活着的时候，中国就变成军事大国，使他在全世界“说话有人听”。

1955年，毛终于成功地使赫鲁雪夫同意把核技术提供给中国。这年的4月，苏联正式签约帮助中国搞两个发展原子弹的必需之物：一座重水反应炉和一台回旋加速器。中国成为核大国就此起步。一组组中国科学家立即赴苏受训。12月，在苏联科学家协助下，1956年至1967年中国12年发展核工业的大纲订出，毛的喜悦就不用说了。他对秘书说，他很高兴，1949 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他感到自己已在世界之巅，气概冲天地说要“把地球管起来！”

史达林死后，毛为了坐上共产主义阵营的第一把交椅，不断地与赫鲁雪夫争权。他甚至在公开场合当着大家的面轻蔑、侮辱赫鲁雪夫。后者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毛是个“自大狂”，“毛认为他是上帝的特使。他很可能认为上帝是他的特使。”1960年，赫鲁雪夫还对来罗马尼亚参加五十一国共产党会议的彭真说，“你们想支配一切人，你们想支配世界。”他还对其他苏联领导人说，我一看到毛就像看到史达林一样，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

1968年11月，毛对澳大利亚毛主义党的领袖希尔说，他认为“这个世界需要统一”。“蒙古人、罗马人、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大英帝国，都想统一世界。今天的美国、苏联，也想统一世界。希特勒想统一世界，日本想统一太平洋地区。但是他们都失败了。照我看，统一世界的可能性并没有消失。”“我认为这个世界是能够统一的。”

毛显然认为这个角色非他莫属。他说美国、苏联都不行：“这两个国家人口太少，到处打起来人力就不敷分配。而且，他们都怕打核战争。他们不怕别的国家死人，可是怕自己的人口死掉。”哪个国家人口最多呢？哪个国家的领导人不怕自己的人民死掉呢？自然是中国，自然是毛泽东。他梦想着在不久的将来如愿以偿。

正是为了实现统治世界的野心，毛不惜一切代价发展核武器。1966年 10月27日，中国在本土进行了一次携带核弹头的导弹试验。没有任何一个核国家敢这样做，因为稍有偏差就等于自己往自己人民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这枚核导弹在中国西北部穿行八百公里，飞行轨道下有人口稠密的城镇。这种类型的导弹在不携带核弹头的冷试验中，曾屡出差错。三天前，毛指示做这次试验时说，“这次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失败了也不要紧。”他不在乎原子弹掉在自己人民头上。幸好发射成功。这当然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1967年6月17日，中国氢弹爆炸成功。野心勃勃的毛对核子试验人员说“我们不仅是世界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在军事上、技术上也要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

在这样一种趾高气扬的心态下，毛把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在全世界推向高峰。他授意中共官方自吹自擂地宣布，“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还不惜血本把小红书推销到一百多个国家去，声称“这是世界人民的大喜事”，“ 世界人民最爱读毛主席的书”，“喜得这红宝书，就像久旱逢甘露，雾航见灯塔。”中国对外人员侵巢而出，逼着人家颂扬毛。

在毛的眼里，接见外国政要意味着他在世界舞台上继续放光。因此，毛喜欢接见外国政要，见他们一直见到临终。身体糟到透不过气来，就在旁边小桌上的报纸或书底下，放一跟输氧管，静静地往他喷氧气。

1974年，毛生前最后一次努力要争做世界领袖。这次毛仰仗的不是军事实力，而是中国人民的贫困。他重新划分“三个世界”，把贫困作为第三世界的定义，这样一来他便是当之无愧的第三世界的领袖。

四

毛泽东的一生，不但其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权力，而且他的喜怒爱恨也无不与个人权力的得失紧紧相关。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上，毛受到党内的严厉批评，被夺去了军权，此后一段时间，情绪十分抑郁。当时鄂都的红军指挥官龚楚在回忆录里曾对此做了十分生动的描述。

1934年9月上旬的一天，龚楚正在研究地图。

“忽然特务员跑来报告：‘毛主席来了！’我连忙放下地图，跑到大门前，毛泽东带着两个特务员刚在门外下马，我便请他到我的办公室休息。他那时脸色发黄，形容憔悴。我问他，‘主席不舒服吗？’他回答到，‘是的，近来身体固然不好，精神更坏——’

洗过脸，抽着烟，，他接着说到，‘我现在来鄂都督导苏维埃工作在此将有相当的时间住。’——

毛泽东握着我的手，诚恳地说，‘我们是井冈山的老同志了，希望你晚上有空时便来谈谈——’因此，我在晚上有空时，便到他家中去。

从旁观察，毛泽东居处，除了我常到外，没有什么人来往。中共的高级干部更没有一个人来过。真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他的抑郁和凄凉之感，是可以想知的。

九月间，我收到了十块银元的营养费，买了一只大母鸡，两斤猪蹄，先派人送到毛泽东处，作为晚上宵夜时的食品。我到晚上九时才去，贺子珍将炖好的母鸡和猪蹄端上，我们痛快地吃了一顿后，便滔滔不绝地长谈起来。

当谈到我过去受处分的事，他说当时并不赞同给予我以处分，但周恩来过于刻薄，才闹成那件不愉快的事。”

龚楚还说，毛对其他领导人也“表露着深深的不满”。酒后伤感，他喟然长叹道：“‘现在，可不是我们井冈山老同志的天下了！’说时竟凄然泪下。这时他有点轻轻咳嗽，脸部更加瘦削而枯黄，伴着一盏荧荧的豆油灯，神情显得非常颓丧。”

此时正处在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即将开始之际。但无论是红色政权的失利，还是即将到来的与才生下不久的儿子的生离死别，都不足以使毛落泪，只有失掉个人权力才有这样的力量。

毛一生都记恨宁都会议上那些反对他的人，特别不放过周恩来。尽管当时周为毛缓颊说好话，但他毕竟同意撤了毛的职，而且取代毛当了红军总政委。毛上台后，周做了一百多次检讨。四十年后，身为总理的周，刚别确诊膀胱癌，又正在跟美国、日本谈判，却不得不一次次严厉指责自己，罪状之一就是宁都会议。

1958年 8月13日，毛心血来潮，破天荒进了家餐馆：天津的“正阳春”。他不仅在餐馆门口下车，还在楼上餐厅里打开纱窗，探出头去。“毛主席！毛主席！”人们开始惊呼，很快，数万人挤在楼前的街上欢呼雀跃，喊着“毛主席万岁”。秘书担心毛的安全，建议他离开，用身材相仿的警卫战士把人群吸引走。毛拒绝了。他来餐馆就是为了被人看的。他知道他不会有任何危险：来前没人知道，餐楼离人群很远。环绕餐馆的人也肯定是事先安排的，就像毛参观别处时一样。毛几次在楼上窗前亮相挥手，人群更是不可遏止的激狂。毛事后对中共高层不无得意地说：“我在天津参观时，几万人围着我，我把手一摆，人们都散开了。”毛俨然已是上帝。

嗜权如命的人最害怕失去权力。

李志绥大夫回忆说，毛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性失眠。与一般人不同，毛神经衰弱的最终根源，在于他对丧失自身权力的危机感。共产党中没有几个毛真正信任的人。五十年代中叶以后，中共内部发生的问题不断增加。每当他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威胁时，毛就会长期失眠，在苦想应对战略和得到最后胜利的数周、数月中，睡眠变得非常混乱。

从一九五八年初起，毛又产生了一种非理性的怀疑恐惧。当年，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曾模仿中南海的室内游泳池，在成都金牛坝为毛兴建了一座结构上完全一样的游泳池。但毛在成都时，从来不在这里游泳，却不断要手下人去游，而且要他们告诉他，在这里游，比北京的游泳池，有什么不同的感觉。试游过的人都安然无恙，毛却仍对这座游泳池抱有一种非理性的恐惧，老觉得池子里被下了毒。

到文革爆发时，毛的怀疑恐惧终于发展成了明显的迫害妄想症。

毛的被迫害妄想症使他无法久居一地。发动“文革”的前后，毛甚至怀疑自己的住处被人安装了窃声装置，对它也失去了安全感，动不动就要变换住所。1966年7月，毛回到北京后不久，一组搬到了北京市外玉山一号楼。没住几天，毛说这里有毒，搬到了钓鱼台国宾馆。这里盖有数栋别墅，树林葱葱，有一个大池塘。文化革命小组的办公室设在钓鱼台内。汪青、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和其他小组人员早已迁入。毛住到附近的十号楼，江青往在十一号楼。又没有住多久，毛仍觉不安全。于是搬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这里住得比较久，到接近年底的时候，搬到中南海室内游泳池。

在追逐权力的道路上，毛可谓过五关斩六将，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对手，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但造化弄人，终其一生，他也没能满足自己永无止境的权力欲，成为梦寐以求的世界领袖。因此，临终前的毛，经常沉浸在一种伤感的心境中。

毛一生中所读、所听的最后一首诗词是庾信的《枯树赋》。在这首赋中，作者为一度茂盛的大树枯萎凋零感怀伤情。按诗人的原意，大树所以没落，是因为在移植中伤了根本，作者藉此感慨自己飘零异地的身世。但1975年5月29日，毛对注释诗文的学者提出异议，说大树的遭遇“不是移植问题”，“是由于受到了急流逆波的冲荡和被人砍伐等等的摧残所造成的”。以树喻人，毛当然想的是自己。几天前，邓小平和他的同盟者刚逼着他屈辱地当众认错，说“我犯了错误”，取消了针对他们的政治运动。而毛在1976年 7月还不得不放邓回家。就在这时，他让秘书把《枯树赋》给他读了两次，然后自己开始背诵，用微弱、吃力不清的声音慢慢地背，句句都是伤感之情：“—-前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凄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此时，几乎所有毛的党内对手都已魂归西天，多数人的死都与他有关。然而，这些人的死对他来讲又都有点“美中不足”。王明死在他鞭长莫及的苏联，刘少奇、彭德怀死了，毛不敢公诸于世。林彪逃出了国境，差点就安然无恙，而且留下一道摆脱不了的暗杀他的阴影。周恩来的死激起天安门广场的大示威。邓小平呢，还活着，享受着天伦之乐。

毛自我感觉是个失败者。几十年苦苦追求也没有称霸世界。原子弹有了，可是“有弹无枪”，已有的导弹能把它射过边境就不错了。巨额投资的中国军工产品品质差得一塌糊涂。毛1975年接见海军负责人时伸出小指头，万般遗憾地说，“我们的海军只有这么大！”毛会见基辛格时，扳着指头数着说：“世界上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我们落后。美国、苏联、欧洲、日本、中国，我们是倒数第一。”福特总统访华时，毛对他说，“我们只能放空炮”，“骂骂人”。

毛因未能实现做世界领袖的雄心而伤感。他的伤感不是为他的国家和人民。为追逐他的梦，为巩固他的权力，他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造成了七千万人的死亡，对此他没有表示过任何遗憾。他心头只有他自己。

毛后期很爱哭，任何使他联想到征服中国的辉煌——像看宣传电影中共军队进北京——和现在的失意，都能叫他泪飞顿作倾盆雨。他身边工作人员常见他“激动得泪如泉涌”。自我怜悯，这就是毫无怜悯之心的毛临终前最强烈的情绪。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毛最担心的，就是自己被推翻。因此，他对被赶下台的政要充满了异乎寻常的同情。

毛只见过埃塞俄比亚的塞拉西皇帝短短一面，没什么交情。可是，这个皇帝被军事政变赶下台，1975年死在监狱里时，他却着实伤心了一番，不断说，“做得好好的一个皇帝，为什么要把别人推翻呢？怎么会落到这个下场呢？”

对因水门事件下台的美国总统尼克森，毛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同情。

甚至对自己一生的老对手——蒋介石——的死，毛也寄托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伤怀。

为了防止蒋卷土重来，毛屠杀了数以百万的中国人。1975年4月5日，八十九岁的蒋介石死在台湾。毛私下竟为他举行了一场个人的追悼仪式。

那天，毛只吃了一点点东西，沉默庄严地把张元干的送别词《贺新郎》的演唱录音放了一天。这首词只有几分钟长，反复播放便形成了一种葬礼的气氛。毛时而静静地躺着听，时而用手拍床，击节咏叹，神情悲怆。词里写道：

目尽青天怀今古，

肯儿曹恩怨相尔汝！

这两句的意思是：你我都是胸怀古往今来和国家大事的人物，不是那种卿卿我我谈论儿女恩怨私情的人。毛在跟蒋谈心。

词的最后两句，原文是：“举大白，听金缕”，表示满腔悲愤，无可奈何，只能借饮酒写词来消愁。为蒋送葬后几天，毛仍念念不能释怀，下令把这两句改成“君且去，不须顾”，重新演唱录音。这一改，使送别的意味达到高潮，送朋友流亡外地成了生离死别。毛向蒋介石做了最后的告别。

1976年9月8日，毛从昏睡中醒来，喉咙一阵咯咯咯响，他想说什么话。在毛身边工作了十七年的理发师兼服务员的周福明把一支笔塞进毛的手中，毛的手抖了半天，在理发师举起的纸上艰难地画了三条歪歪扭扭的线。喘息了一会儿，他又慢慢地抬起手，吃力地在床上点了三点。理发师猜到毛要什么，原来他是要看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三木武夫的消息。毛从来没见过三木，对他也没什么特殊的兴趣，此时对三木的挂念，缘自自民党内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要把三木赶下台。

关于三木的材料拿来了，毛看了几分钟，就又昏迷过去了。这份关于又一个政府首脑将要倒台的材料是毛最后的读物。

1976年九月九日，毛泽东死了。他的脑子直到临终都保持清晰，清晰的转动着一个念头：他自己，和他的权力。（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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