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年轻人不该有的悲剧
2012年3月23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闯进了一名曾经在这里接受强直性脊柱炎治疗2年无效,最终仍被医院拒绝的17岁青年李梦楠。李持水果刀随机砍伤了医院的医师和护士,其中一名28岁实习医师王浩因伤势严重不幸死亡 。李梦楠企图自杀未遂,最后被逮捕,4个月后,法院宣判终生监禁,这是对未成年杀人最高的刑罚。
李梦楠在两年内进出医院六次,从刚开始的误诊用错药导致病情加重,到后来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又因医师隐瞒肺炎病情,却还强力推销昂贵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注射剂。让倾家荡产的李怀疑 医师在欺骗他,因而在走投无路之际,走上险路。
这起杀人事件震惊全国,事发当时卫生部长要求严格审判施暴者。但事件发生4个月后,当局罕见的开放记者采访。 当更多的细节被揭露出来时,民众认为李梦楠并非丧心病狂之途,也没有暴力倾向的记录。仅仅因为社会没有能治疗好他的病,而被迫反击。
李梦楠是这场医病关系冲突的代表,王浩的死象征医病关系的瓦解,也反映出中国医疗体系基本功能失调的危机。李梦楠和汪皓互不相识,却因为医疗体系不健全而各自走向悲剧的人生。
医疗事故暴民愈来愈多
在中国,病患因为不满意医疗结果而对医生施暴已经成为家常便。2011年9月,北京一位书画家因为不满意医生对他咽喉癌的治疗,刺伤医师17次。2012年5月,南京一位妇女因为16年前手术产生并发症,用刀攻击一名年轻护士;今年2月,2周内就发生多起医病之间暴力事件,愤怒的患者瘫痪南京一名护士,割伤河北一名医师的喉咙,黑龙江患者用铅管将医师打死。中国医院管理协会的一项调查发现,2002至2012年间,针对医务人员的暴力行为,每年平均增加23%。在那之前,平均每年每家医院有27起攻击事件。
脆弱的医疗体系让医病关系恶化
本世纪初,在中国,包括病人,医师和政府都认同医疗保健体系的脆弱。政府将医疗保健视为后院着火的麻烦事。 农人生病必须自己到省市的医院接受较好的治疗,造成城市医院过度负担。直到2002年爆发SARS事件,当局才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尽管当居宣称从2003年的30%到现在已有95%的中国人享有医疗保险。但这段期间,民众的医疗费用支出不减反增。
西顿霍尔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研究中国健康照护的教授Huang Yanzhong表示,暴力事件的接连发生反映了改革医疗负担和运作失败的问题 。患者仍然希望在大城市医院接受最好的治疗,当不能如其所愿时,患者就变的非常愤怒。
中国医生经常超时工作也是一个普遍现象。据统计,上海儿童医院的医生一天看诊最高记录可达314名患者。一名医生每天从早上八点工作到下午六点,工作10小时,平均一名患者分配到2分钟。据陕西省的调查发现,患者待在医生的门诊室平均只有7分钟,医生跟患者讲话的时间只有一分半钟。结果,看诊病患经常处于催促状态,门口挤满了看诊病患,进门都不用敲门。 来自芝加哥在北京和睦家医院驻诊的Joe Passanante医师说,有一次他正在实施CPR抢救一名濒死的妇人,一名发烧的女患者竟然无视他的工作,踏进门来要求看诊。
贿赂在医院是司空见惯的陋习。医师的薪水很低,都要靠额外的奖金,开药单的回扣,和贿赂。一名内科医师的月薪大约1万人民币(相当于1600美金)。如果患者在手术后给医师红包,医师通常不会拒绝。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医师从以前受人尊敬的行业到今日变成患者的公敌。 难怪人民日报调查民众对李梦楠杀医动机的看法时,有高达65%的民众表示高兴。
法律无法保障人民 抗议成为唯一出路
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受到某种程度医师或医院的不良待遇。多数大的医院有客户服务部门,受理患者提出不满或赔偿要求。但是,大多数中国人不相信法制系统 ,因为无法预期申诉成功的机率有多少。医院出于维护医院的声誉宁愿私下和解,也不愿诉诸法庭。因为太多的争议记录会受到地方政府的制裁。
如果官方渠道得不到协助,患者往往会走上抗议之途。2013年,一名34岁的母亲指控剖腹产不当医疗后,找了十几个亲戚朋友,冲进北京的6号医院。结果得到了1万多人民币的补偿。 今年5月,昆明一名男子因为妻子和婴儿在剖腹产死亡,他抱着另外一个孩子爬到医院的顶楼威胁要跳楼,他的亲人聚集在一楼劝阻他,一度造成交通瘫痪。当患者死亡,而死者家属责怪医师处理不当而有争议时,通常尸体会被丢弃在医院门口,直到家属还清医疗费为止。
北京一位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Benjamin Liebman曾经发表一篇有关中国医疗事故暴民(malpractice mobs)的研究。医院在持续抗议活中支出的钱,比诉诸法律 诉讼费用还要高。患者家属甚至可以雇用更多专业的代理 抗议人。据说深圳平均雇用一名代理抗议人一天50元人民币。如果有患者被医死了,就会有专业的抗议代理商来找死者家属,他们可以找20多人去医院闹事,发黑函。 一旦成功,各分50%的补偿金。
外煤预警更严重的社会动荡
令人惊讶的是,在这样一个即使一个很小的公众集会都会触发当局神经的国家,却放任医疗事故暴民不干预。也许当局认为医疗事故暴民是对的,或者认为这是有效率的补偿谈判的方法。一些学者批评当局刻意容许这样的抗议行为,将这种不满抗议视为一种相对无害的发泄出口。研究独裁政权的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家彼得?洛伦岑(Peter Lorentzen)称这种现象为“规范骚乱”,是一种更严重的社会动荡的预警。 抗议活动已经成为维护社会安全的机制,以及求助无门的民众获取补偿的管道。 几乎每个民众都知道当局有钱可以支付请愿者或抗议者,于是激励了更多抗议的行为。
纽约时报称,如果中国的医疗改革失败,代价是昂贵的。随者老年化,每个家庭花在医疗保健的花费占收入的比例将逐年增加。随着肥胖和抽烟人口的增加,代表着年轻世代也面临高昂的医药费。这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而是整体经济受影响的问题。过去几十年来,中国靠出口到全世界赚取外汇,现在,由于世界经济需求减缓,中国的经济需要靠内需支撑。中国家庭的存款率是世界上最高,应该用来增加消费。但如果医疗保险制度不能提供一般家庭足够的照护,人民可能不敢消费,继续储蓄以便负担潜在毁灭性的医疗保健费用。
中国医生过去是受人尊敬的专业,现在没有人想要读医科。医师短缺,加上医疗成本上升,伤害的不仅仅是医疗产业,将削弱国家的力量。
责任编辑:方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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