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11月05日讯】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为了摆脱困境，“改善对日关系”，不但对被关押的日本战犯极尽优待宽大，对绝大多数日军战犯“免予起诉”，使他们比抗日国军战俘提早20多年释放归国，引起国内民众和国军战俘的强烈不满和愤怒。
1948年 毛泽东污蔑蒋介石、白崇禧等43人为“头等战犯”
1948年12月27日，毛泽东通过新华社向全国广播，宣称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为国民党“头等战争罪犯”的前六名，这份名单包括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孙科、戴季陶、阎锡山等43人，中共污蔑他们“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
1949年 中共窃国后，把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跟日军战犯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和北京功德林、秦城等监狱。
为摆脱外交困局 周恩来力促尽早释放日军战犯
据日前大陆 腾讯历史 文章 披露，1950年，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打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扶持金日成独裁政权，导致西方封锁孤立中共。为摆脱在国际上的外交困境，周恩来提出要对日军战犯实行“宽大处理”，力促尽早释放日军战犯，以“改善中日关系”。
在抗战期间假抗日真卖国的中共，在1955年声称对被关押的日军战犯“进行起诉的证据不足，既缺乏具体材料，也没有什么旁证，能确定的仅是他们的官职”。12月28日，中共中央明确决定“日军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 “根据罪行证据办事，实事求是，能判的判，不能判的免予起诉”。
最后，中共只对1000多名日军战犯中的45人进行起诉，对其余人皆“免予起诉，即行释放”。周恩来决定把他们分成三批释放回国。
中共讨好日本的奴颜媚骨和卖国行径，当即引起国内民众和干部们的强烈不满，据当时抚顺战犯管理所职员金源回忆说：“不仅一般干部，领导干部也爆发不满，强烈要求党中央变更政策。”而周恩来却动用“党中央的决定必须无条件执行”的组织纪律压制党员干部和民众的强烈不满。
1964年3月，日本战犯44人，除了1人死亡 之外，全都归国，其中29人是在刑期期满前被释放的。
日军战犯获优待 国军战俘被强制劳动
日军战犯说，中共对他们非常优待。（网络图片）
中共对被关押的日军战犯给以高规格的优待，他们最低的待遇是每天四角多钱的伙食费，这在当时可以买一斤猪肉和一斤优质大米，这个标准远远超过七十年代 解放军战士每天0.42元的标准。日军战犯不仅吃得好，并且玩得也好，有体育场、有俱乐部、阅览室、露天舞台、浴池等。住宿也十分整洁而宽敞。战犯们一日三餐全是细粮，而当时所有管教人员吃的往往都是黑窝窝头。
这些日军战犯中，有在中国 到处建立无人区的日军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有制造多次血腥惨案的日军59师团中将团长藤田茂，有参与 杀害赵一曼烈士的伪满警 务指挥官大野泰治，有杀害赵尚志将军的伪满警察署长田井久二郎，有参与指挥南京大屠杀的旅团长（后任日军149师团中将师团长）佐佐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个看管战犯的战士居然在这里认出了强奸他亲姐姐并杀了他全家七口人的刽子手，他愤怒地厨房里拎出一把菜刀追那个战犯，而其他中共管教干部硬是拦住这位战士，把菜刀夺了下 来。在场的战士们无不憋屈得流泪。
对于抗日国军战俘，中共就严加监管和歧视对待，强制他们洗脑和劳动改造。他们的伙食也远比日军战犯差。例如，国民党中央常委、复兴社创始人之一、襄樊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长官康泽就因为伙食差，在大食堂当众拿汤勺多捞分布在面片周围的肉末，遭到黄维等国军将领的鄙视和斥责，也让在场中共监管人员讥笑。
黄维怒骂共产党： “我们再有罪也没日本人罪大，凭什么日本人可以待着，我们就要劳动。”
周恩来：杜聿明等人加以利用为好
1955年，总共有926国民党高级人员被中共定为“战犯”，其中其中军队系统 736名（中将72名，少将388名，校级军官276名），政府系统46名，国民党党务系统27名，特务系统117名。他们分别集中关押在秦城监狱以及辽宁抚顺、山东济南、陕西西安、四川重庆和内蒙古6个“战犯管理所”。
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张灵甫的顶头上司）曾是蒋介石中央军王牌军的军长，抗日功勋卓著而获得过最受推崇的青天白日勋章。
1948年，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宋希濂在开赴徐州（淮海）战场前，在武汉对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发誓说：“忠臣谋国，百折不回；勇士赴难，万死不辞！”
可是，宋希濂、杜聿明、王耀武这些昔日的抗日英雄难以抗拒中共的威逼利诱和洗脑，变成“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对中共歌功颂德。周恩来发出指示说：“对于康泽、杜聿明、王耀武等内战罪犯，把他们当作政治资本加以利用为好……”
1978年，杜聿明在武汉会见袍泽故旧。左至右：宋希濂、侯镜如、萧作霖、彭杰如、杜聿明、朱鼎卿、韩浚。（网络图片）
为了对台湾统战， 1959年 12月4日，中共宣布特赦国民党第一批“战犯”名单，在功德林监狱里向中共妥协的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杨伯涛、邱行湘等10人最早被释放。
用易经明辨正邪善恶 “活济公”张淦“被病死”
在功德林“炼狱”，也有抵制中共洗脑，拒绝认罪的硬骨头，华中军政副长官、桂系兵团司令官张淦就是一例。这位自北伐开始，“打了28年仗，当了18年中将”的前钢7军军长，既是儒将，又是悍将，他和白崇禧都是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的得意门生。
张淦精通周易和风水，有“活济公”的美誉，作战时罗盘随身带，喜欢卜卦看风水，被白崇禧笑赠“罗盘将军”的绰号。1938年，张淦提前准确算出日军将进攻津浦线上的台儿庄，并呈请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早作准备。
1949年8月，白崇禧策划部署青树坪战役，大败林彪共军，并痛歼其“虎贲师”。此役的前线总指挥是张淦，他提前卜卦准确预测共军进入青树坪地区必将惨败。
深谙中华传统文化 的张淦，被俘后拒绝写认罪检讨书，埋头研究周易和风水，用中华传统 文化明辨中共的邪恶，不屑和抵制共产党的强制洗脑和思想改造。在政治学习和批判会上，他不是一言不发，就是冷笑对之，经常讥讽那些投机钻营的墙头草。
有一次，在批判检讨会上，张淦引用易经判定中共的邪恶，并批判其阶级斗争哲学：“黄帝子孙历来以谦让为德行，唯有阶级斗争论者数典忘祖，变谦让为对抗，为祸一国之根本”。
没被关押过多久，“打了28年仗”的北伐抗日英雄、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张淦就不明不白地“被病死”了。
黄维抵制中共思想改造27年 最后一批被释放
徐蚌会战（淮海战役），白崇禧于第一时间自武汉派遣黄维兵团12万人支援，兵团司令黄维(最前方坐者)战败被俘。（大纪元记者吴涔溪翻摄）
功德林的另外一条硬汉是被某些人讥讽称为“书呆子”的蒋介石王牌18军前军长黄维。
从被俘起的第一天开始，兵团司令官黄维对中共不合作、不配合。当被问到在淮海战场为什么不投降，黄维把桌子一拍，大吼起来：“有战死的烈士，没有苟活的将军，我为什么投降。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我要战斗到一兵一卒……”
有同期战犯回忆说，在“战犯管理所”，黄维走路始终挺着腰杆，将军风范丝毫不失。他还留起了胡子，自称“在国民党时期留的胡子不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剃掉”。在随身的本子上写下了于谦的《石灰吟》和文天祥的《正气歌》自勉。
黄维抵制中共的洗脑和思想改造，拒绝认罪。1952年的一次政治学习中，有人宣读中共的政治宣传说：“四大家族控制了中国所有的银行，将全国人民的财产盘剥到自己手里时”，黄维反驳说：“现在全国只有一家中国人民银行，又受到共产党毛泽东的领导。是不是可以说现在全国人民的财产都到毛泽东一家的手里了？”
杜聿明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写下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并且要求把自己的读后感寄给蒋介石，而黄维却拒绝写任何悔过书，他不批判蒋介石，说自己“无罪可悔”，唯一惭愧的是十几万大军在自己的领导下溃败。
黄维在中共眼里是“拒绝改造”的典型，被关押了27年。
1975年3月， 71岁的黄维跟其它293人作为最后一批 “国民党战犯”被中共特赦。
此时，谁也不知道黄维内心真正的想法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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