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禁书: 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仍在继续

2014年8月11日星期一

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仍在继续

《纽约邮报》8月9日的报导援引美国作家伊桑?葛特曼（Ethan Gutmann）的新书《大屠杀》，揭露中共长期以来活摘政治敌人和良心犯尤其是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用于移植。文章提到器官移植旅游还在中国继续。

　　

《纽约邮报》援引葛特曼的话说：“在2014年一月份，Omar医疗服务，一个由北京政府授权的中国器官经纪商，在网上自由的打广告向西方人兜售器官移植旅游。”

葛特曼说：“我认为，这一罪恶已经超越了中国的国界。” 葛特曼是前美国智库研究员、《失去新中国》的作者。

　　

2014年7月，一篇发表在美国器官移植学会杂志上的文章讨论了在中国的器官买卖。文章还透露，从犯人、包括从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身上活摘器官还在中国继续发生。

警察进行的全国范围“采血”

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血腥的活摘器官》的作者之一的大卫?麦塔斯表示，根据他最近的调查发现，包括DAFOH在内的人权机构的努力已经引起了国际的关注及对中共政权的压力。原本公开在网站上推销“器官移植旅游”的中国医院纷纷将这些内容撤下，减少了西方人士前往中国进行移植，情况有所改变，但是法轮功学员被活摘的情况并未好转。

　　

据明慧网报导，2014年7月29日，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公安局复州城公安派出所警察韩殿超、梁晓广协同瓦房店公安局一名警察，闯入复州城镇岗后村法轮功学员陈丽荣的家，强逼给陈丽荣“采血”。

　　

这种强行给法轮功学员“采血”，检验DNA的情况，不是某一个地区的个别行为，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从2014年年初以来，中国大陆多个地区发生公安局、派出所警察闯上门逼迫法轮功学员抽血、检验DNA的情况，以贵州、辽宁两省为多。

　　

这种由警察实施的、而非医院医务人员操作的“采血”工作，既不是为法轮功学员看病，也不为他们做健康检查，佐证了中国大陆活体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还在继续。

日本患者被要求用中国人的名字住院

　　

据日本共同社2009年2月24日报导，从2007年中共宣称禁止向外国人移植器官以来，至少有17名日本人通过旅游方式在广州接受了肾脏、肝脏的移植手术。报导中称，这17名日本患者年龄在50～65岁，在中国接受的手术多数为肾脏移植，一部份是肝脏移植。这些日本患者在中国大约停留了20天，并在广州市的医院接受了移植手术。每个患者的移植费用大约为8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6万元），这其中包括向医院和医生支付的手术费、行程费用和在中国期间的开销。

　　

报导称，这些日本患者应中国医院方面的要求用中国人的名字住院。安排这些患者到中国接受手术的中介强调：“没有向提供脏器的人付钱。”

　　

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长野津志采访了一名曾在中国广州做过肾移植手术的日本患者，这名患者目前已经康复。为了不让事情暴露，日本患者被中国院方要求用中国人的名字住院，此外这名患者还记住了给他做手术的中国医生的名字。

　　

另一报导则称自2004年以来，仅仅一个中间人就介绍了100多个日本人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手术。

中共心虚 2007年器官市场突然衰落

　　

中国器官移植数量2003年突然大幅度成倍增长。2003到2006年间在国际上掀起了到中国器官移植的旅游热潮。中国一些医院的器官平均等待时间短到不可思议的1-2周。在美国，肝的平均等待时间是两年，肾的平均等待时间是三年。

　　

据《朝鲜日报》称，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2004年12月曾在一周内完成44例肝移植手术，以每周5天工作日算，日均实施8.8例肝移植手术。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沈中阳说，2005年12月16日，该中心实施肝移植手术597例，而到12月30日，就达650例。

　　

该医院还收日本、马来西亚、埃及、巴基斯坦、印度等 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患者，做移植手术。公开数字显示，至2004年底，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累计实施1500例肝移植，近800例肾移植，同时还实施角膜移植。

　　

随着2006年3月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在国际上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共一方面予以否认，另一方面则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2007年5月，中华器官移植学分会常委、全军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炳毅对《科学时报》的记者说：“我国器官移植的数量，在2006年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完成了近2万例的器官移植手术；2007年1～5月份，与去年同期相比却出现明显的下降。”

　　

《南方周末》2007年7月援引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朱志军的话说：“从新年后到现在，近半年过去，这家号称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总共才做了15例肝移植手术。而在2006年，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创造出了一年完成600多例肝移植手术的记录。”

中国的器官移植是“按需杀人”

　　

2012年3月13日，曾被评为科技界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人物之一的国际知名专家、美国宾夕法利亚大学生物伦理学（Bioethics）中心主任卡普兰（Arthur Caplan）教授在美国费城医学院（The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Philadelphia)发表了“使用囚犯遗体做器官来源的道德伦理问题 ?”的学术演讲，并重点谈到了中国境内非法使用囚犯器官，以及“为需求而杀人”的活摘器官的惊人罪行的普遍性。

　　

他说，如果你只是干等有人在监狱里死去，你不可能在三周内就等到一个肝，而且这个肝还要配得上你的血型和体质。你只能去找到合适的供体，然后在器官移植游客还在时把他们杀掉。这就是根据需求来杀人。

　　

他说：“很容易就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如果他们用囚徒的器官，他们需要相对健康、相对年轻的人。不需要多大的想像力，就可以断定，那其中有一些法轮功学员，是为了要那些人的器官才把他们杀害的，这是非常合乎逻辑的推断，你不能用老年人做器官供体，你也不能用有病的，而法轮功学员相对更年轻，也更健康，因为他们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一定会用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勒维（Jacob Lavee）教授是以色列Levier心脏移植主任、前以色列器官移植协会主席、著名心脏外科医生。当一名病人于2005年告诉他中国能在两周内提供心脏后，Lavee医生以专业经验判断，这个心脏来源有问题。这事让他开始调查，最后发现中国有大量来源不明的器官供应，最终了解这些器官来自于法轮功学员。并且这些器官已被用于来自世界各地、所有能支付得起在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病人。

　　

自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后，中国器官移植数量急剧上升，仅官方公布的数据，从1999年的5,000例增长的2006年的两万例。

　　

在此期间，中国并没有发生技术上的巨大革新，唯一的重大变化是对近亿法轮功学员的镇压，以及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绑架、抓捕、拘留、关押与判刑。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在被非法关押中，被强迫用作器官移植的供体，被当局按需谋杀、强摘器官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