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新的研究，自从70年代文化大革命撕裂中国 以来，中国生产率增长首次变成负数，这凸显了中共试图让中国走向持续性发展道路的改革的失败。专家称，中国滑向“中等收入陷阱”，即新兴经济体在最初的突飞猛进之后陷入停滞。
路透社8月28日报导说，尽管劳工、能源、信贷和房地产的成本大幅上升，但是自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普通企业实际上从中获得的回报减少—这是一个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的迹象，许多其他新兴经济体曾经经历过这个陷阱，比如巴西和马来西亚都发现它们在最初的快速发展之后嘎然而止。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中国经济与企业研究中心高级顾问伍小鹰说，“这些发现强烈暗示，过度修建，产能过剩和推动低效率国企进入私营领域市场都越来越拖累中国的增长。”
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国家导向投资。同时，北京对改革国营巨头和金融市场采取的渐进方式也未能带来彻底的改变。
生产率增长变成负数
路透社报导说，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研究论文使用新的方法分析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这是一个经济长期活力的概括指标，测试一个国家从它所有各种投入要素诸如劳工和资本的总和当中可以生产出多少产品。
这个研究认为，先前的对中国TFP增长的估计已经夸大了过去的表现，包括夸大GDP增长。在金融危机之后的时间里，中国实际的TFP增长以及变成负数，从2001-2007年之间平均3.3%的增长速度变成2007-2012年的-0.9%。
这段时期标志着自从文化大革命 以来，生产率首次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拖累。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说，它还没有看到任何迹象显示，阻碍生产率增长的因素已经改善。
双位数增长优势已经消失
路透社报导说，经济学家说，过去十年里推动中国双位数增长的优势已经基本上消失，决策者也公开承认这一点。
比如，在2011年中国工人实际月薪达到495美元，显著高于他们在菲律宾、印尼和印度的同行。
先前的学术研究也凸显了中国企业依赖廉价信贷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倾向性。
问题 是，经济增长自然而然提升薪资，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回报率自然而然下滑，意味着制造同等数量的增长需要越来越多的投资，而上升的成本挤压盈利空间。
一个国家必须放弃投资和廉价劳工等轻松的增长动力，转向推高生产率这样一个关键点通常被称为“路易斯拐点”，只有少许几个国家，诸如韩国和日本，成功的实现转型。
中国平均薪资在过去五年稳定上升，现在处于美国平均薪资水平的五分之一，相比之下，十年前仅仅为美国的4%。
当然这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差距，但是劳工仅仅是一个产品总成本的一部份，经济学家警告，中国的劳工成本折扣几乎完全被其他投入的高成本抵消，尤其是能源。一些人估计，中国的能源成本是美国的五倍。
周期性衰退变成结构性衰退
路透社报导说，上升的中国劳工成本被另外一个重大效率问题放大—源自于2009年刺激方案的工业产能过剩。当时随着出口下降，中共向系统 当中注入廉价信贷以维持就业。
当时的干预防止了一场危机，但是许多经济学家说，它对竞争力造成长期的破坏，尤其是它似乎培养了一种国内企业依赖信贷存活的文化，而不是改善成本结构或产品吸引力。
它也撑起了一些最低效的企业，那些资产回报率远远低于私营企业的国有企业，并逆转了先前的改革趋势。
龙洲经讯的Andrew Batson在研究报告中说，“对于国家更严重的问题是自从2008年以来国企恶化的财务表现，这个趋势逆转了早些年取得的成绩。”
“但是真正的问题是，最初的周期性衰退变成了一个结构性衰退：自从2008年以来国企所有的指标均处于低水平。”
国企合并停留在纸面
路透社报导说，许多国企糟糕的表现对决策者制造了一个重大难题，他们希望摆脱产能过剩，但是又不愿意冒着国企倒闭带来的失业的风险。
比如，一个大型国营航空公司人力资源部的雇员说，她的公司被告知以合并的名义收购一家小型表现差的航空公司但是不裁减多余的员工。
于是，在许多情况下，国企的合并主要发生在纸面上而不是带来效率的提升。
同时，北京难以强迫地方政府关闭多余工厂。
在八月份，工业信息部不得不发布一份紧急法令，命令官员停止开发一种新水泥和玻璃产能，因为这个行业已经遭遇过剩。
北京意识到挑战，最近几个月采取行动加大改革的步伐，允许私人投资国企，限制国企薪资，和放开利率，但是现在还不知道它们会不会有效果。
“我不觉得真正的结构改革已经真的开始。”伍小鹰说，“但是中国模式已经精疲力竭。”
责任编辑：高静
本文标签：中共, 改革, 政府, 文化大革命, 方政, 日本, 美国, 菲律宾, 路透社, 韩国, 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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