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了解今天的中国 ，外界需要看一看中共政权在1989年 民主运动之后做出的不同寻常的选择 。中共处心积虑的将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分离，政治上高压，经济上自由，令国人丧失对精神的追求，沦为金钱的奴隶。美国西东大学外交和国际关系学副教授汪铮4月29日在《时代》杂志撰文说，在过去25年里，中国已经从毛主义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娱乐中心，道德下滑，信仰缺乏，金钱至上，中国面临一个社会危机。
六四是改变中国方向的重大事件
《时代》文章 说，二十五年足够漫长，能够反映出六四 事件真正的影响和后果。不幸的是，对于1989年天安门 广场的抗议，一个改变中国方向的重大事件，人们无法在中国媒体上找到任何讨论或反思。中国人民有着非常强烈的历史 良知，但是他们的历史记忆总是选择性的。在过去几年，作者曾经在中国几所大学授课，出乎他的意外，精英大学的中国学 生对于六四事件 知之甚少，即使他们大多数人知道很多有关70年前的中日战争。但是，他们不该受到指责，因为他们没法获得了解这个事件细节的资源。
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国经历了巨大的转变。许多这些改变，不管正面还是负面，可以被追溯到中共政权在1989年所作的选择。在学生运动之后，合法性受到挑战的中共作出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他们放弃了他们平衡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方式，这是从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就开始的做法。对于经济改革，他们走向极端的“自由”和激进；对于政治改革，他们走向极端“保守”和僵化。这是“1989的选择”。基本上，政府将这两个重要的问题 分割，以便它可以专注于优先事项，而不试图维持一个平衡。
中国沦落为娱乐中心
《时代》文章说，作为它的头号重点，共产党竭尽一切方式来维持稳定和社会秩序。在社会层面上，它试图分割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政府使用严密社会控制并尝试不可想像的方法来压制可能的反对势力的活动。政府的维稳预算高于国防预算。跟25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国的言论自由更少。虽然社交媒体创造了新的的表达意见的渠道，但是今天的中国媒体控制比上世纪80年代更严厉。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政府实际上给公民提供许多非政治活动方面的自由。在25年里，中国已经从毛主义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娱乐中心。然而在最近几年，我们已经看到道德下滑，从腐败和丑闻到缺乏信仰和金钱至上。毫不夸张的说，中国在面临一个社会危机。
同时，北京勇敢的拥抱一个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这个国家成为世界工厂并且极大受益于全球化。在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罢黜市场改革的倡导者、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之后，北京进行了比赵紫阳 更大胆的经济改革。在过去25年，中国经历了显著的经济发展 ，比如从世界第九大经济跃升为第二大经济体。
为发展付出道德和环境的昂贵代价
《时代》文章说，今天的许多问题比如腐败，污染和贫富差距，都可以追溯到政府在1989年的选择。经济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史无前例的财富和权力。但是，就像最近一个故事所说的那样，一个年轻中国男子卖肾以购买一台iPad，类似的，中国为了发展付出环境，道德和社会层面的昂贵代价。在25年快速增长之后，中共新政府指出，对于经济增长的新来源，它处于一个困难的情况。在中国劳工薪资显著增加之后，中国在失去作为世界工厂的竞争力。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增长为中国GDP增长作出显著贡献。但是，显然这条道路是不可持续的。它已经制造了一个很大的房市泡沫并成为社会动荡的一个来源。
而且，政府一直试图分割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所以在它的国内政治上共产党在拥抱民族主义 ，并使用民族主义和爱国教育以加强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并且提高社会凝聚力。在外交关系方面，中国在过去25年拥抱全球化。政府追随开放政策，加入世贸组织。但是在最近几年，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分割制造了许多问题。比如，民族主义的兴起越来越影响了中国外交决策。受到爱国教育和民族主义叙事的影响，中国年轻人变得更加民族主义，他们强烈批评政府软弱处理南海和钓鱼岛问题。政府已经发现自身处于这样一个两难困境，而随着国内民族主义高涨，它没有多少灵活性来处理外部纷争。
特权官僚和家族权力的巨大扩张
《时代》文章说，在1989年，民主运动的主要诉求包括要求政府进行政治改革，遏制腐败和太子党特权，公开政府官员收入，停止媒体审查。在25年之后，很不幸的是，所有这些诉求，除了一个其他都没有实现。实际上，以上提及的领域情况比25年前更糟糕。比如，自从六四事件之后，我们见证了特权官僚和家族权力的巨大扩张。最近的新闻报导披露，几个经济发展关键的重大行业比如电力，石油天然气和电信，都被几个家族操控，比如前总理李鹏和前安全沙皇周永康。
有一个已经达成的诉求是教育拨款增加以及知识份子薪资提高。中国的快速增长为中共政权带来巨大的资源用以收买知识份子精英的效忠。共同利益把学者，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绑在一起，仅仅25 年前他们还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上立场各异。现在他们已经成为“新中国公司”的利益攸关者和共同拥有人。比如，中国顶级大学的教授现在经常获得慷慨的国家研究基金。看起来那些处于中国社会阶梯顶层的人满足于分享社会繁荣的红利并乐于为市场经济和一党统治的稳定唱赞歌。即使1989年的选择和极端政策为今天的共产党 政府制造了巨大的问题以及困境，有一件事情政府不再担忧：今天的知识份子和大学生专注于挣钱和实现他们自己个人的有关权力和金钱的中国梦。因此，他们高度不可能将再次上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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