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禁书: 李江琳：当草原上老鼠消失的时候

2013年10月16日星期三

李江琳：当草原上老鼠消失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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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3年10月17日讯】 政府强迫牧民在冬季草场开荒

为了解甘青川藏区草场退化的起因，我拜访了一位在青海省果洛州工作了多年的藏族老干部。他告诉我，目前藏区草原严重退化的起因要追溯到一九五○年代。

青海草场的破坏是从一九五九年开始的，那一年中国政府开始强迫牧民在冬季草场开荒。相对而言，冬季草场气候比较暖，一年里放牧的时间比较长，夏季草场利用时间则比较短。冬季草场每年从十月到来年六月，夏季草场则每年只用四个月。因此冬季草场也是牧民们过冬的地方，俗称“冬窝子”。传统游牧民是分散居住分散放牧，让草场轮流得到休养生息。一九五八年青海“平叛”之后，政府用枪杆子作后盾，在牧区施行合作化，像内地一样建立人民公社，立即开始改变牧民世代承袭的生活方式。

当时他们效仿农区，将原来的牧民部落编成人民公社，如青海省久治县的康赛部落，改成了红旗人民公社，还有红星公社、前进公社、光明公社等等。公社下面编成生产大队，然后在牧区提出一个口号，叫“帐房街道化”，规定牧民把帐房集中在一条大山沟里，一大队在沟口，二大队在沟里面，然后三大队、四大队，依次排开，工作组为他们分配草场。

帐房集中的目的之一是便于办食堂。历史研究者至今没有研究过，为什么中共的领导人对食堂如此痴迷，只知道食堂的后果是使大饥荒更为险恶，而在藏地牧区，食堂有一个很明显的功能，那就是防止群众逃跑。牲畜归了公社，粮食都在食堂，没了吃的，草原上你想跑都跑不了。

牧区大跃进逃荒要饭无处可去

牧区成立人民公社后，随即开始集体放牧。牧民过去通常是一家一户地放牧，最多是几百头牲畜，人民公社把各家的牲畜全部集中在一起，为了防止牧民逃亡，规定他们放牧的地点，把几千头牲畜合在一起放牧，宣传说这就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省下了很多劳动力，效率高了，中共的理论有一个动听的说法，叫做“先进的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

这样的“解放生产力”还有一个“成果”：集中放牧和帐房街道化以后，牧民也用不着家家户户有几条牧羊犬了。公社成立打狗队，多出来的牧羊犬就用棒子打死。这位藏族老干部讲到这里，平静地说了一句：“我们的汉族同志不是喜欢吃狗肉吗？他们享了几天口福”。

这样的集体化立即就产生了效果。从一九五八年底开始，牲畜吃不到好草，饿得羊互相啃吃羊毛，牲畜开始死亡，到一九五九年五月，牲畜大量死亡。于是，一九五八年下半年，青海部分牧区就开始了饥荒。在此背景下，一九五九年春，青海省委要求青海牧区做到粮食自给，牧区就这样开始了开荒种粮。那时候，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其实知道高寒地区长不出粮食，就算能长出来，到了结穗的时候就开始降霜，到头来只能收获麦草。然而，那时候干部们对牧民宣传说：“不怕你做不到，就怕你想不到，只要你能想到，你就能做到。”于是在偏远、人口稀少、自然环境严酷的青海牧区，照样放卫星，大跃进。

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席卷中国的六十年代初大饥荒，饿死人最多的地方，是政府和干部禁止农民逃荒要饭的地方，如河南、四川等省份。而在藏地牧区，茫茫草原上人烟稀少，没有大城市，想逃荒要饭都没处可去。

从那时起，藏区牧民就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由于地处偏僻，中国内地对那里民众所遭遇的悲惨所知甚少，但是对于这位生活在牧区的藏族干部来说，所经历的一切痛澈肺腑，永难忘记。

政府仍然走在五十年前老路上

我在研究当代藏史的采访中，这样的事情听过很多。让我难以释怀的是，藏区牧民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遭遇的灾难，全部是人为制造的。如今，制造这些灾难的人在哪里？他们又是怎么想的？青藏高原自然环境严酷，自然灾难频繁，正因如此，藏人发展出他们自己的一套社会和文化体系，来应对和适应这种自然环境。我所采访过的藏人都告诉我，从前辈记忆中的遥远过去一直到中共来到他们草原，从来没有发生过六、七十年代那样的灾难。为什么中共占领了藏区就一定要改变牧民们的生活方式，为什么中共至今不反省一下，他们这样强行变更他人生活方式是会带来灾难的？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上上下下自信满满，他们走到什么地方都自以为把进步和科学带来了，他们以为他们就代表了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他们就是进步，就是科学。而传统的旧时代留下来的一切，都代表落后、愚昧。共产党人心里，没有“谦卑”这两个字。他们莫名其妙地相信，他们用“精神原子弹”来“与天斗、与地斗 ”，就能改造大自然。

目前对草场退化影响极大的原因之一是鼠害。那位藏族老干部告诉我，青海草原灾难性的鼠害是怎样开始的。

藏民传统信仰佛教，忌杀生，对待草原鼠害，传统的方式是依赖于生态的自然平衡。中共建政以后，利用“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力量，普遍使用他们认为更有效的灭鼠方法，那就是剧毒的灭鼠药。

一开始效果确实好，老鼠死得很多。谁也没有想到，原来依靠吃老鼠生存的动物，草原上的狐狸、黄鼠狼、蛇和鹰，就不得不吃被毒死的老鼠，于是产生二次中毒甚至三次中毒。老鼠灭了，它们的那些天敌很快也消灭了。而且，由于中共体制的统一动员力，人民公社的强迫执行能力，下达指标、完成任务，不顾牧民的反对，一年一年地进行，使得这种情况不是局部性的，而是普遍的，大范围覆盖的。这种行为一直持续到一九八○年代。

事实证明，老鼠是不可能百分之百消灭的。等到毒药再也不能更多地发挥作用的时候，老鼠种群迅速恢复，数量大规模反弹，而它们的天敌，老鹰狐狸之类的动物种群却恢复缓慢，在相当时间里甚至处于区域性的灭绝状态。于是，草原鼠害一发而不可收拾，成为草场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现在，甘孜、阿坝、果洛等地开始努力恢复当年被打断的天然生态链，重新引入狐狸和鹰来灭鼠。

这就叫大自然的惩罚。主事者应该反省的是，用自己“当初动机是好的”为藉口来推卸是不负责任的，而且是不道德的。对以往造成灾难的政策检讨必须反省中共革命的根本理论和认识方法，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政府一错再错的决策机制。

可惜的是，至今中共（国）政府仍然走在五十年前的老路上，包括现在中国国家级的游牧民定居计划，不就是当年“帐房街道化”的新世纪翻版吗？

－－动向杂志2013年10月号

原文链接：李江琳：当草原上老鼠消失的时候 - 新闻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