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禁书: 李自然：过河拆桥

2013年10月20日星期日

李自然：过河拆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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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3年10月20日讯】民主是一座桥，中共通过这座桥赢得了农民的信任与支持。夺取政权后，中共拆了这座桥。

中共是提倡暴力的。但是,要用暴力还得有武装，若有武装起码得有武器和人马。至于武器，红军有一把刀或一支梭标就可当武器使，关健是如何得到人马。

要有人马就需要征兵，可当时征兵是比较困难的。以蒋介石征兵为例，他的军队有饭吃、有军装、有军饷、有辎重及后勤保障，并且是合法的政府军。以这样的条件，却还要靠“抓壮丁”去抓人；假若征兵顺利，是没必要去抓人的。

中共红军当时征兵不叫征兵，它叫“扩红”，扩大红军队伍。中共扩红的主要对象是农民。可是红军的条件极差：饥一餐、饱一餐、没军服、没军饷、没辎重后勤保障；更重要是，红军是为了造国民政府的反，是标准的反政府武装。以这样的条件，按理说应该征不到兵；意外的是，中共在江西高峰时期“曾有三十万农民造反大军”。中共是如何扩红的呢？

一般情况下，中共扩红要做四件事情。第一是写标语、发传单、贴布告、以此来宣传。第二是打土豪、分财产、以此收卖人心，扩大影响。实际上，打土豪遇到值钱的东西都被中共据为已有。（西路军兵败，最后在石窝分兵突围时，徐向前、陈昌浩、特务团团长曹大个子他们分到的生活费用是此前打土豪得到的七只金戒指）第三，上门对各种文化层次的农民做思想说服工作。第四，收编土匪。但是，收编土匪不能解决红军长期补充兵源的问题，于是扩红的重点还是落在做思想工作上面了。

其实，中共对农民的思想工作是一种带欺骗性的统战，我把它叫做诱骗式统战。其方法是先鼓动农民，然后提出一个政治目标，再诱导他们接受，最终使他们受骗。

中共做思想工作的套话是：“、、、、、、我们是穷人的队伍，我们是为穷人打江山的”，“、、、、、、不能世世代代受剥削、受压迫”，“我们要翻身、要革命、、、、、、”等等。中共这样鼓动之后，接下来要求农民及子弟们“参加革命的队伍，为解放千千万万劳苦大众而奋斗。”

那时农民大多数是文盲，应该说这些人有政治目标的不多，但在中共的鼓动下，农民阶级最终接受了“为解放千千万万劳苦大众而奋斗”这个政治目标，这等于是接受了中共的统战。为什么呢？

当中共向农民提出“为解放千千万万劳苦大众而奋斗”这个目标时，农民们以为中共也是为这个目标奋斗的，而中共其实不是。从中共四九年一党独裁到今天来看，中共的政治目标就是—党独裁。所谓的为“劳苦大众而奋斗”只不过是中共骗取农民信任与支持的一个幌子。

那么农民“为劳苦大众而奋斗”成功之后，穷人将会享受到何种权利呢？于是中共说了：“将来全国解放了，穷人就可翻身做国家的主人。”

其实这是向农民许诺民主。中共知道，如果它向农民说“将来穷人享有民主的权利”，农民们大都不懂；说“穷人可以翻身做国家的主人”他们容易懂。

中共在暴力夺权的战争中，农民出力最大，被骗的人最多。中共“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以及什么”人海战术“，那主要是以农民生命为代价来实施的。无数农民在战争中死去，有的甚至连姓名都没留下。

事隔几十年，我们看到中共四九年以来，其军队并不是穷人的军队，江山也不是穷人的江山，农民也没有当家做主人，而是做了公民中的“二等公民“。中共诬蔑谁有错误，有的就被下放农村，把农村当成了一个惩罚人的地方。就现在来看，农民的生活及劳动权力也得不到保障。有的房屋被强拆、土地被强占，上访被强抓，农民集体抗暴的事件履履发生、、、、、、农民连自己的主都做不了，哪里还敢做国家的主人呢？

民主是一座桥，中共通过这座桥赢得了民主党派的信任与支持。夺取政权后，中共拆了这座桥。

据《新周报》中《共和国首任部长中的民主人士们》一文记载：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应邀访问延安，临别前与毛泽东有这样一次谈话。黄炎培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来。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另据《九评》记载，1945年9月27日中共《新华日报》发表了民主宣言：“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行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遇害后，毛泽东去了唁电：“先生为民主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

中共时而高喊民主、时而以民主的姿态出现。在民主党派看来，中共也是追求民主的。有了相同的政治目标后，于是他们联盟了。

“1948年初，沈儒钧、章伯钧等人在香港改组中国民主同盟，重建总部、并宣布：中国民主同盟要‘为彻底催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从此中国民主同盟同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决裂。”（《中国近找现代史》全日制普高级中学教科书，下册，2003年12月第1版，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第57页）。

另据网上报导：“1948年5月，致公党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号召，与各民主党派联名通电表示拥护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共使用的统战骗术。

一个骗术是以假乱真的民主统战。大家知道，如果双方联盟，彼此要有某种相同的政治目标才行。前面讲过，中共的政治目标是－党独裁。而民主党派的政治目标是民主政治，彼此的目标不但不相同，并且还是对立的。按理说，他们联盟是一点门都没有。

但是，中共知道要想联盟，自己—党独裁的政治目标是绝对不能暴露的；一但暴露了，谁还与它这个搞独裁的为伍呢？于是中共就故意宣传民主——以假政治目标示人。

为什么中共敢以假民主骗人呢？因为中共只讲党性、不讲人性，没有道德底线，所以它就敢当着全世界的面说假话。

另一个骗术是中共以纪念的形式进行统战。毛泽东给闻一多发唁电就属这一类。毛泽东是个独裁者，他为什么要给追求民主的闻一多发唁电，并且还在有关文章中赞扬他呢？他是为了把民主的力量骗到中共阵营里去，为中共呐喊助威，或装点门面。

令民主党派没想到的是，南京独裁政府被赶跑了，北京独裁政府却成立了；并且“北京独裁”比“南京独裁”还要独裁许多倍。在反右和文革运动中，绝大多数民主党派人士遭受了迫害。

曾在香港声明与中共并肩战斗的“民盟”就有59人被打成右派。如章伯钧、罗隆基、梁濑溟、潘光旦、范朴斋、刘王立明、叶笃义、张伯驹、曾昭伦、黄万里、浦熙修等等。有的人被迫接受批斗，还有人被关进监狱。九三学社的储安平、袁翰青、楼邦彦、薛愚等人也被打成了右派，其中储安平于1966年投河自尽。另外，曾与黄炎培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的章乃器，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并惨遭毒打；曾与马叙伦等人筹组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李平心，于1966年6月因不堪受辱而自杀，等等。

中共曾把“统一战线”称为“法宝”。事实证明，民主党派遭遇中共这个法宝之后，其党派都还存在，而民主却不存在了。

民主是一座桥，中共通过这座桥赢得了一部份国军的信任与支持。夺取政权后，中共拆了这座桥。

国军中有一些早年受孙中山共和革命影响的军人，他们大都追求和平与民主。中共为了瓦解国军打赢内战，于是打着“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号去策反。中共策反时的大道理是：“你们国民党军打仗是为了什么呢？不就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吗？蒋介石搞的是独裁，你们为蒋介石卖命不就是为独裁卖命吗？我们共产党人才是真正为民主共和奋斗的，我们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蒋介石必败。民主是民心所向，希望你们以民族大义为重，弃暗投明、、、、、、”或许国军将领们觉得，中国走民主政治的道路对民族的未来有利，对子孙后代有利，所以他们大都接受了中共的策反。

据中共媒体宣传，被策反的国军有188万，被策反的高级将领也不少。如高权勋、郝鹏举、韩练成、吴化文、孙良诚、杜新民、赵云祥、卫立煌、潘朔端、韩梅村、王家善、曾泽生、许庚扬、傅作义、陈明仁、程潜、郭汝槐、杨晒轩、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陈仪、卢汉、张治中、包尔汉（新疆）、邵力子、刘斐、黄绍竑、廖运周、张克侠、何基沣、孔从洲、林遵（海军）、邓北祥（海军）以及胡宗南的第七兵团等等。

一开始被中共策反的军队，大都被冠以民主的称号。如高树勋被策反后，中共给他三个名称（民主建国军、民主同盟军、民主联盟军）任他挑选其中一个，他挑的是“民主建国军”。郝鹏举被策反后，所挑选的名称是“民主联盟军”。潘朔端在辽宁海城被策反后，中共给他的番号是“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军”。韩梅村在凌源被策反后，其军队改名为“民主救国军”，等等。

其实中共没打算搞民主，这在刚策时就有端倪。郝鹏举被策反后发现中共想方设法要瓦解他的军队，他最终把队伍带到了国军阵营。中共见煮熟的鸭子飞了，心里老大不高兴。那时正当策反高树勋不久，中共担心高把部队带走，便派特务日夜监视。在看到一位连长对一位商举出三个指头时，中共特务就认定高树勋半夜三更要把部队带走。于是中共采取先下手为强的办法，消灭了高树勋的警卫团，攻占了高树勋的司令部，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高树勋夫妇及手下1400多名军官，取消了“民主建国军”的称号，改编了他的部队。

对于“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中共来说，它怎么会允许一支不放心的“枪杆子”在它的阵营里呢？它处处以虚假待人，它以为别人和它一样，也是来虚假的、、、、、、这样一来，高树勋事件暴露了中共多疑、狠毒的一面，给它以后策反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于是中共总结了“经验教训”。在后面的策反过程中，有的国军被调遣到共军的腹地或大后方，（使国军跑不出去）；有的被分散使用，逐步消化；有的被中共安插领导干部到主力师、团，以便控制其核心力量；有的被安排到内战前线各战场当炮灰，等等。

另外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中共策反之前，对国军还实行过统战，这种统战是利用别人的声望名誉及个人能力去进行的。例如西安事变不久，原张学良的部队面临解散。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思被中共重视起来，他逐步被升任为“冀中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中共以这块“招牌”对东北军进行统战，以便把原张学良的人马拉入中共阵营。

同样在西安事变后，中共想到了杨虎城15岁的儿子杨拯民。当时杨拯民在“北平中华中学”读书，期间中共劝其加入了中共少年组织。“在党组织的帮助下，（17岁的）杨拯民于1938年3月到达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学习。后来，杨拯民被中共升任为米脂县委统战部部长、关中军分区、延属军分区副司令员、大荔军区司令员、、、、、、”中共利用杨拯民这块“招牌”，对杨虎城原有的部队实行统战，尽量把他们拉入中共阵营。

再如国内解秘报纸报导：周佛海之子周幼海于1945年5月刚被国民党释放，1945年7月中共特务杨帆、何荦就劝周幼海加入了中共党组织。“由于周幼海结识大批国民党上层人物”，中共就利用他传递情报，并且还利用他策反上海警察局的重要领导和浙东税警大队长、、、、、、

中共是讲党性不讲人性的，“党”觉得不需要他们时，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则是符合党性的事情。在文革运动中，张学思被迫害致死；杨拯民被关进“牛棚”；周幼海从1955年起在北京秦城监狱服牢狱十年后，于1967年再度入狱十六年，直到1983年8月22日才被释放。1985年7月24日周幼海病逝。

至于那些被中共策反的国军将领们，当他们看到中共复辟独裁制度之后，大都沉默无语了。（一是中共独裁社会里，言论本来就不自由；二是对于那些来自于“国民党反动派”阵营的人来说，言论就更不自由了。）当初对中共寄予无限民主之希望的高树勋、吴化文、张治中等人们，竟然忧郁而死。“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军”军长潘朔端在文革中遭到迫害。“黄绍竑后来被中共打成右派，文革中不堪批斗侮辱，多次服毒自杀，最后竟以剃须刀割喉惨死。”

中共不是什么“得人心者得天下”，而是骗人心者骗天下。如果没有这188万国军被策反倒戈，中共根本就打不赢内战；打不赢内战，也就窃不了国。

民主是一座桥，中共通过这座桥“赢得”了一些文艺人士的信任与支持。夺取政权后，中共拆了这座桥。

早在1915年，白话文的先驱者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就打出了“民主”与“科学 ”两面大旗。这个“民主”，主要指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民主”是受孙中山影响而来的。1915年的中国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共自己说1921年7月诞生了中共）。当然就不受中共影响。但是陈独秀是同盟会成员。孙中山于1905年与黄兴、宋教仁等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时，制定的政治纲领是：“驱除达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里的“民国”，与孙中山领导创立“中华民国”中的“民国”都是一个意思；“民国”即“民主国家”的简称。因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所以它的影响是全社会的，这里面当然包括文学与艺术门类的工作者。

可是在“民主与科学”运动开展五、六年后才诞生的中共，总想把这些文艺人士“拉”入自己的队伍时里去，于是在1922年开始宣传民主了。“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制定了党的革命纲领、、、、、、在现阶段民主革命时期，党的任务是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历史》初级中学教科书第三册，人民教育出版历史室编著，1994年10月第2版第151页）

其次，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中共不仅接受“三民主义”，而且是高喊“自由”与“民权”的。民权，《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人民在政治上的民主权利。”中共不断地宣传民主，这很容易使文艺人士把中共误会成好人或者同路人。事实证明也是如此，有不少人对中共有好感，这可以从他们的作品中找到答案。

中共除了宣扬民主之外，还使用“革命文学”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其方法与中共策反国军相似。即：先打后拉、先拉后打、边打边拉、再打再拉等等。所不同的是中共策反国军是用枪炮去打，然后再研究决定派适合的人到敌营中去拉（游说），而对于文学及艺术人士的统战，中共是用文艺作品去批评、指责等方法去“打”，然后再用赞扬、赞同等方法去“拉”。

茅盾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作了《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演讲，里面说到了革命文学的统战方法：“当时中国革命学运动的战略——又批评又团结的统一战线工作。”同时指出，批评别人作品题材、或思想性、艺术性等问题时，要注意不能用“教条的框子来硬套，这样的办法，显然是不能说服人的，而且有些批评的态度十分粗暴，又使人望而生畏、、、、、、”（《名人演讲录》）知识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第117页）

中共除了用“革命文学”去“打”与“拉”之外，有时还派适合的人亲自去“拉”。据国内解密报纸报导，中共秘密党员胡愈之说过：“在对鲁迅先生的问题上，是冯雪峰负责联系鲁迅先生以后，鲁迅和党的关系才越来越好，融洽一致的。”鲁迅当时是“左联”成员，“冯雪峰是左联的党团书记”。大家知道，中共党员的政治思想与行动是受中共所控制的，冯雪峰当然也不能例外。我们看到，鲁迅作品早先是表现民主的，（如夏瑜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后来的立场就偏向中共了。

鲁迅是旗手之一，旗手的立场偏向中共，那么鲁迅的追随者及“粉丝”也会偏向中共的。我们从鲁迅去逝后的丧事来看，他的影响面就不小。鲁迅去逝后，这给中共以纪念进行统战创造了条件。

中共之所以把“统一战线”称为法宝，其中一个“优点”就是活人死人它都可以统战。活人它可以用“打与拉”等方法去统战，死人可以用纪念的方法去统战。1937年，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1940年1月毛泽东封了鲁迅“伟大的三个家”，并且延安还成立了鲁迅文学艺术院。这样一来，鲁迅的同路人及崇拜者们会感到满意或欣慰，同时他们对延安会越来越有好感。

不难看到，有不少人被中共“统”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或者鲁迅文学艺术院，从此开始了为中共效力而并非为“民主与科学”效力的新篇章。虽然还有一些人没有去延安，但从他们在四九年也没选择去台湾或国外来看，他们对中共实现民主政治还是充满希望和幻想的。但是，和其他被骗的人一样，他们也成了被骗的一部份。在中共政治运动中，无论是为中共帮腔还是保持沉默的，他们大都受到了迫害。有的人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变相劳动改造。如：张天翼、藏克家、冯牧、李季、萧干、文洁若、严文井、张光年、候金镜、郭小川、葛洛、陈白尘、林绍纲、周明等等。意外的是，“曾经在中共与鲁迅之间起桥梁作用”的，已经67岁的冯雪峰老人，被中利用完了，也被“扔”在一片荒野的“五七”干校。

还有的人在遭受迫害的过程中因不堪受辱，竟以死抗争。据《文革名人自杀不完全档案》记载：杨朔：著名作家，1968年7月底要求上书毛泽东和要求与单位领导谈话，均遭拒绝，绝望中于8月3日服安眠药自杀。罗广斌，《红岩》作者之一，1967年跳楼自杀。陈梦家：师从徐志摩、民主人士闻一多，1931年曾出版《梦家诗集》。1966年8月24日服安眠药自杀未遂，十天后，即1966年9月3日自缢身亡。刘盼遂：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曾问教于王国维、黄侃、梁启超门下”，1949年起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古典文学教授。1966年自杀身亡。傅雷：著名翻译家，1968年9月3日与妻朱梅馥双双自缢身亡。周瘦鹃：著名作家，有言情小说《新秋海棠》等，1968年跳井自杀。李广田，著名作家、曾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云南大学校长等职，1968年跳池自杀。翦伯赞：著名历史学家。1968年12月18日与妻戴淑宛双双自杀。刘绶松：文学史家。曾任作协武汉分会副主席等职。着有《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1969年3月16日与妻子一起自缢身亡。吴晗：历史学家，1969年10月11日自杀身亡。范长江：新闻学家。曾担任《人民日报》社长等职。1970年10月23日跳井自杀。闻捷：著名作家、诗人。曾任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1971年元月13日写好遗书后开媒气自杀。陈笑雨。著名文艺评论家。曾任《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1966年8月24日投永定河自杀。顾而已：著名电影艺术家。曾执导《小二黑结婚》、《天仙配》等。1970年在五七年干校一个工具棚门梁上自缢身亡。叶以群：著名文艺理论家。曾任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跳楼自杀。胡慧深、著名表演艺术家。以在《雷雨》中成功饰演繁漪闻名。1967年12月4日含恨自杀。官慧珠：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曾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1966年9月11日晚，接连写下三封绝命书后自杀身亡。严凤英，著名表演艺术家，以主演黄梅戏《天仙配》闻名。1968年4月7日夜自杀身亡。“死后曾被剖尸检查，因为中共怀疑她腹中藏着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

　

从表面上看，这些人是被谁谁迫害致死的，实际上导致他们致死的祸根是中共独裁制度，独裁制度才是吃人制度。如果在民主国家，政治上最起码有其他政党监督。并且“三权”分立之后，权大于法的现象会得到制止，冤假错案更不会泛滥成灾。

民主是一座桥，中共通过这座桥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夺取政权后，中共拆了这座桥。中共既然能以民主为幌子欺骗贫苦农民、民主党派、国军将领、文艺人士，当然也能把一些民主的追求者骗入自己的阵营。

有的人被骗后，醒悟得早，就提前退出了中共。如朱德的入党介绍人龚楚；八路军115师参谋长周昆；“曾任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的项乃光；曾向毛泽东连开几枪的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红军大学政委何畏；还有西路军失散后一些不愿归队的将士们，等等。

值得说明的是项乃光，据《“小项事件”曾使中共情报工作惨遭劫难》记载：1939年项乃光向国军第五战区投诚时说：“共产党丝豪不允许个性发展的作法实在令人忍受不了。我为了寻求自由和个性发展，所以奔向国民党的自由世界来。”其实明白中共独裁的人也不少，拿张国焘和王明来说，他们俩早就知道中共要搞独裁。张国焘先投向国民党，在半路上却遇到中共特务头子周恩来的拦劫，但张去意已定，无可挽回。王明也是明白人。他看到中共夺取政权后，估计离独裁统治不远了，所以在中共窃国之初将全家移居前苏联。如果张国焘、王明不跑出中国，文革期间恐怕就要多冤死两条人命了。

但有的人被骗后，醒悟较晚。彭德怀到晚年才知道毛泽东搞独裁。据《彭德怀十大冤屈大揭秘》记载：彭德怀在1959年 8月10日交待与张闻天的往来时说：“张闻天为什么到我那里去？因为臭味相投他才去的、、、、、、。”“张闻天在庐山三次到我楼上来，他讲过毛泽东同志厉害，讲过斯大林的晚年，讲过独裁、、、、、、、”周小舟在庐山会议后期遭围攻时说：“毛泽东同志多疑、独断专行、自我批评不够。”“我说毛泽东同志是否到了斯大林的晚年了。”贺龙到晚年也才明白毛泽东搞独裁。据国内解密杂志报导，贺龙被迫害致死之前，手指着林彪的相说：现在不是这个人的问题了，然后又指着毛泽东的相说：现在是这个人的问题，这个人说没问题就没问题了。

1971年春，林彪和他的儿子在《“571工程”纪要》中写道：“B—52（毛泽东）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毛泽东传》罗斯?特里尔着，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1月第一版，胡为雄、郑玉臣译)（我们看到周小舟于1959年8月对毛泽东的评价与林彪1971年春对毛泽东的评价非常相似。）阎红彦是中共西北红军和陕甘宁根据地创建人之一，1955被授予上将军衔。文革自杀前留下遗书：“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我是被江青、陈伯达逼死的。”

在中共内部，有人认为反毛中国必乱，所以就对历史“梳辫子”，把这个迫害的罪责说成是林彪的，把那个迫害的罪责说成是江青的，把毛泽东这个“绿林大学”毕业的“山大王”说成是一个完人了。实际上，在中共独裁统治的中国，只有党中央主席那一个人才是大官；什么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家副主席（高岗），以及元帅、将军们都是小官。当那个大官在位的时候，甲小官敢打倒乙小官吗？这么大的事情难道毛泽东假装不知道？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毛泽东真不知道他就是昏君，如果假装不知道他也是独裁。从表面上看，江青把阎将军逼死了，江青挺厉害，实际上江青如果没有毛泽东撑腰一点也不厉害，不但不厉害，她在毛泽东死后反而被别人送进监狱就是事实。

当然，还有人在遭受迫害时才明白中共是独裁，因不堪受辱，竟以死抗争。乐少华，曾任红军第十军团政委，1950年任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兼军工局局长。1952年1月15日自杀身亡。朱明，中共元老林伯渠之妻，1961年自杀身亡。邓拓，曾在八路军做宣传工作，后来在《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等职。1966年5月18日自缢身亡。姚臻，四九年前曾两次投奔新四军，四九年后曾任中宣部副部长，1966年自缢身亡。田家英，1948年起任毛泽东秘书达18年。在毛泽东要他“滚出中南海”之后，于1966年5月23日自缢身亡。柴沫，毛泽东秘书，在田家英自杀三个月后自杀身亡。李琪，“抗战期间在晋绥边区工作”。1961年任中共北京市委兼宣传部长。1966年7月10日自杀身亡。陈昌浩，曾任红四方面军军政委，1967年服毒身亡。王亢之，天津市副市长，1968年自杀身亡。王良恩，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1973年元月26日自缢身亡。陈琏，国民党阵营陈布雷之女。1939年被骗入党。1947年曾把自己家宅让出来供中共间谍电台活动及安身之用。1949年后曾任全国妇联执行委员。1967年11月19日48岁的陈琏从十一层楼上跳楼自杀。另外，高岗与周小舟同样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等等。

在中共独裁社会里，人民是没有民主和自由权利的。甚至像胡适所说的那样，大陆人民连沉默的权力也没有。在独裁者认为的重大问题上面，它会强迫人民表态过关；谁沉默，谁就没过关，谁就会受到中共的无情打击。

中共独裁六十多年来，被欺骗的老一辈人士大都不在世，而新一代又有不少人对中共先入为主的谎言无法忘怀。从现实生活中来看，有的人因为受到洗脑教育的毒害，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独裁，更不知道中国的未来是独裁好，还是民主好。

中共为了维护独裁统治，它除了谎言之外，仍然利用着暴力。所以国内还有不少刘传新（文革后自杀的北京市公安局长）似的人物，也还有不少闭着眼睛跟中共学说话的“鹦鹉”似的随从。他们暂时的、表面的处境还可以，一但被中共利用完了，接下来的命运就可参考那些被中共欺骗的农民、民主党派、国军将士、文学与艺术界的人士，以及中共内部斗争的“牺牲品”等等人了。

民主是一座桥，中共通过这座桥过了河——夺取了政权，然后拆了这座桥、、、、、、

原文链接：李自然：过河拆桥 - 新闻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