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9月27日讯】9月25日，新浪微博用户“围观察孙殿喜”在微博上曝光了网络作家绿妖在今年5月份写给夏俊峰儿子强强的一封信，该信由于当时是讲述强强父亲夏俊峰的遭遇，未能在报纸上刊登。25日，在夏俊峰的祭日的时候被曝光出来，引起强势围观。
“围观察孙殿喜”在自己的微博中称，今年5月，《新京报》邀刘瑜、绿妖、刘慈欣和他等一些人，给自己的孩子或别人的孩子写封长信，然后将在儿童节当天作为特刊推出。他说：“我很看中这次书写的机会，也感谢编辑朱桂英小妹的诚挚催稿。这些文章 未发表前， 桂英都先传给我看过，老实说，这是一次温暖无比的阅读体验，唯独绿妖的书信，让我刺心。”
“绿妖老师的信是写给夏俊峰的孩子强强的。她尝试在儿童节这个本该是充满祝福的日子里，给夏俊峰的孩子讲述他父亲的遭遇，并且希望他理解之后还能爱这个世界。看到稿子后，桂英问绿妖：‘我们真的有权力让那么小的孩子来理解他父亲突然在自己生命中缺席这一事实背后的恶与不义吗？’绿妖回覆说：‘很多话不该，也不是对孩子说的’。”因此，这篇文章最后未能在报纸上刊登。
该信的全文如下：
强强小朋友：
你好。当编辑约我给一个小孩写封信时，我想到你。前几天看到你出画册，先祝新书大卖！
和许多人一样，知道你，是因为你的父亲，夏俊峰。2009年5月16日，33岁沈阳小贩夏俊峰在城管勤务室里刺死城管申凯及张旭东，并刺伤一人。2009年底，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2011年，辽宁省高级法院终审维持一审判决。至今本案仍在等待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覆核。
说不清为什么，4年过去，这名字仍被人牢记。也许它触动的是一根古老的神经：一个弱者与庞大机构、民与官之间，力量悬殊的对比。像蚂蚁与大象。这个庞大组织 不止是城管。他们当天来了四辆车，十多个队员，围剿一米六五的夏俊峰及其妻子是手到擒来。但它身后那个机器更为庞大。它可以在一审中阻止辩方的六位证人出 庭，并坚称夏俊峰未被城管殴打。一边是铜墙铁壁，一边是一个小贩，前下岗工人，现囚犯。我们看到巨大悬殊，他的生命犹如鸡蛋，随时会被铁锤击碎。
对我，这名字还有一层私人情感。在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中，沈阳有百万工人下岗。2009年我到沈阳时，感觉这百万人口似乎都消失了，下岗重灾区——铁西区也 建起高档楼盘和商场，看上去富丽堂皇。我住在一位朋友家。他妈妈至今还是一名小贩，在东北零下二十度的露天市场，卖衣服。朋友的姐姐一家也是小贩。朋友 说，他认识的人，好像就没谁有正经工作。
夏俊峰案传来，一下想起天寒地冻中，成片一模一样的小区，厚厚的积雪，肮脏的道路，萧条的气氛，跺着骨刺增生的痛脚取暖卖衣服的那位阿姨。他们像这富丽堂皇城市的难堪的内脏。还有那个疑问：数百万下岗职工去哪儿了——他们去当保安、开出租车、做小贩，摆地摊。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该案只是开始，让人看到“城管—小贩”冲突之暴烈。之后， 还会有2011年重庆城管推搡小贩间，后者自高处坠下摔出一地鲜血；2013年女小贩被城管掐脖、她一岁半的孩子大哭要妈妈抱的照片在网上疯传。而这也只是冰山一角。它们折射出社会矛盾之激烈，是千万下岗人口要活下去的努力，与嗜好大广场、大马路、大商场的行政意志之间的矛盾；是有车的人不愿马路被小贩添堵的矛盾；是我们现代文明高档整洁的城市规划里不希望有穷人扫兴的矛盾。但在一个失业人口达两亿的国度，地摊无可替代。它缓解就业压力，提供更廉价商品。我喜欢的小说 家路内，有段时间在路边卖袜子。我说卖烟都比卖袜子强啊。他说，当时的钱只够进两包袜子。我自己，曾在路边发过英语培训班的传单。 今年号称毕业生的寒冬，而我家 地铁附近多了许多年轻人在卖衣服——一席之地，却是穷人的救命之所。
夏俊峰下岗后四处打零工，钉过箱子、做过推拉门，干过空调厂，最后摆摊卖炸串。我看到，一个人努力为自己找出一条生路，但每一条生路都被堵死——工厂倒闭下岗、摆摊被城管驱逐。这也是此案为何备受关注，许多人，都曾在生命某阶段做过小贩。我们都可能成为夏俊峰。于是，网上此案争论格外激烈、两极化。一派坚信城管“没有打人”（此派人数较少），另一极，则拥夏俊峰为英雄，高呼杀得好。
被杀的两位城管是夏俊峰的同龄人，一个未婚，是家中独子。另一个带着老婆孩子与父母、因病至今未婚的哥哥，挤在一处五六十平方米的房子里。为何欢呼？社会矛盾激化，无论是驱逐者还是被驱逐者，无论是杀人者或是被杀者，同为制度受害者。与其争论城管有没有打人，不如探讨“城管”制度的合理性，如何从根本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前几天，我遇到一位台湾老师，他家世代务农，种水果。对“卖水果”非常了解。讲到菜市场，我说，若有人不愿花摊位费进菜市场呢？他说，还有一种叫市集，免费，进去交易就好。还有，许多菜农是早起卖菜，卖完就走，警察也不大管。另外还有民间组织。比如我家种枇杷，农民会组织枇杷产销班，到枇杷产期，它会去找农会（也是农民自发组织），农会帮大家找销售渠道。比如在台北做一场枇杷展销会，场地费它出。我吃惊地：“难道不是农民给它钱吗？怎么连场地费也由农会出？ ”老师笑着点头：“它争取农民，为了选举，为让你存款到农会”。我当时想，这种制度不会出现夏俊峰。
好制度，是服务型社会，人们习惯互相帮助。坏制度激发暴力。
那些指责游贩为何不进菜市场、或租赁门面，光明正大做生意的人，有没有了解一下本地菜市场摊位费、门市房的月租金？本该是公益性质的菜市场，在各地承包给私人后，摊位费一路飙升，综合各省会数据，一个摊位年租金在两万至四万间，且多为半年或一年付。做小本生意的不想进，很正常吧？更别提寸土寸金的门市房，夏俊峰们哪租得起？他的人生中，谁曾给过他帮助？不说缺失的官方救济，我们有像样的民间组织互帮互助吗？而事发地如今为沈阳有名夜市，每天交二三十元管理费便可摆摊，如此荒诞现实又让人百感交集！城市规划，是不是本该给地摊留出空白，如台湾那样？还要多少个夏俊峰，才能重新审视我们的规划，使之更人性 ，更符合当下国情？
强强小朋友，很抱歉，我说了这么多你可能听不懂的话。和台湾老师聊天后，我一直想起你父亲。是否像孙志刚案引出收容遣送制的废除，时代需要一个夏俊峰案引发人们对“城管”制度的高度审视？至少，在一篇新闻结尾，我看到“一位卖小电器的老人对记者说：‘夏俊峰的事儿出现后，城管至少不敢再打我们了，但看见他们，我们还是会跑。’”——“至少不敢再打我们了”，算一种进步吗？可是你父亲和那两名死去城管，为此又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又为这种“时代需要”的念头感到抱歉。即使真的“时代需要”一个夏俊峰，那么，身为时代中的存活者，既得利益的我们，也应对此有所认识， 该对时代的祭品有所歉意。
所以我写信给你。才12岁，你过早感受到黑暗与不公。2012年，你被同学打成轻微脑震荡，妈妈问为什么不还手，你说：“我还手，他说我爸是杀人犯怎么办？我把他打死怎么办？他打我一下我不还手，打我两下我不还手，他打完我第三下，就不打我了。”记者给你拍照，你总捂住脸，怕被同学发现你的父亲是个杀人犯。
作为成年人，我为我们给你一个这样的世界感到抱歉。我们本该努力让它变得更好。所幸你有个了不起的妈妈，只有初中学历的她几年中学会上网，发微博，找律师，给你办画展——只为了“让这案子不要冷下来”。她对记者说“如果结果不好，我一定跟我儿子说，爸爸是得心脏病没的，我一定要让儿子觉得世界是美的、好的，起码让他的人格是健全的，不会仇视社会。”她努力保护你的心灵免受仇恨吞噬。
我还看到，在你画册里，有一句说明：所得将悉数捐给强强一家和两个城管的家庭——在暴戾的世界，如此善意弥足珍贵。
我喜欢的一位女作家，徐晓——顺便说，她也曾坐过牢，强强小朋友，有一天你会知道，坐过牢的不一定都是坏人，当你生活在一个权利受到限制的年代，“要么你放 弃自己的权利，要么你就是这个社会的叛逆者”——她说：“相对于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标准来说，审美是更稳定更恒久的标准，只是它也许比任何标准都更高更完 美，因而更加难以企及。”也许你现在还不懂，但你的画，已在践行并验证这句话。
用儿子画展挽留丈夫生命，以画册收入帮助三个受害者的家庭，这其中的美和爱，跨越仇恨的鸿沟，凝成一束光，照亮世界。
所以，你很珍贵，强强，你的画是这光的源头。我还要说，不要被生命中最初的障碍困扰。当有一天，你能直面镜头，坦然诉说你父亲的遭遇，你会发现，说出来比遮掩好，说出来，意味着见光，而不是变成心头的一个疤。当然，那是你长大后会明白的事。
祝快乐！
绿妖
201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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