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迁安市原政协副主席范惠英现年74岁,但仍未办退休手续,而且自2001年2月以来工资一直没发,累积拖欠工资已经近50万元人民币(折约8.07万美元)。老人4月2日在明慧网发表文章,控诉当局的迫害。
河北迁安市原政协副主席范惠英遭迫害经过
我叫范惠英,原在河北省迁安市政协工作。因为我按〝真善忍〞修炼做好 人,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以来,遭受中共当局多次迫害,几乎丧命,从二零零一年二月份到现在,一直扣押着我的工资,工资总计约四、五十万元;单位还扣押着我的居民身份证很长时间;直到现在也不给我办理退休手续,我今年已经七十四岁了。
我多次上告,控告到国务院、全国人大、政协、最高检察院,但至今也没给我一个公正、合法、合理的解决。
一、修大法使我疾病全消
炼功之前的二十多年,我身患多种疾病:严重糜烂性胃炎、胃下垂、慢性结肠炎、肾盂肾炎等等,常年奔走于迁安、首钢、唐山、秦皇岛、北京等各大医院求医问药,不但没有疗效,而且病的越来越严重,药费虽然给报销,但病痛还得自己担着,真是痛苦不堪。
一九九七年,我有缘接触到法轮功 ,努力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不久,奇迹发生了,我多年的各种疾病全好了,是法轮功使我获得了新生 ,也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医药费。
可是由于我炼功做好人,一九九九年七月之后,我却遭到了中共惨无人道的折磨和迫害。
二、遭三次强制灌食,几乎丧命
从二零零一年一月到二零零四年上半年,迁安市公安局对我家无数次的骚扰、搜家,还把我关进洗脑班、看守所,受尽侮辱和虐待,三次强制灌食,造成生命垂危,体重不足六十斤,而且对我经济上的迫害也是非常严重的。
二零零一年一月中旬,单位领导原政协主席雷勤、副主席杨玉秋问我还炼不炼法轮功?我说: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这有啥呢?就因为这一句话,他们把我强制的关押在刘季庄的洗脑班,实际是变相的监狱。公安人员把守大门,不准我们进出,不准家人探视,有时白天关我们在屋里,晚上睡觉屋门也是反锁上的,大小便都不能去厕所。
在洗脑班里,我们不仅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同时受到侮辱和虐待:1、那些监管我 们法轮功学员的公安和各单位的负责人盘盘碗碗的大吃大喝,可我们从没有吃过一顿饱饭,还强迫我交了一千元的伙食费;2、表面上说是军训,实质是体罚,每天长时间的跑步有时还让背着沙袋子跑,我们有不少学员两腿红肿,那时我两腿肿痛,行走都困难,还让我们两手着地,两腿被人抬起,像爬行动物一样的往前爬(俗称推小车);3、罚站,罚我们两手抱头蹲腿;4、在洗脑班里,公安人员和当时的监管人员,可以任意打骂法轮功学员,搧嘴巴子。
二零零一年中国新年过后不久,公安局政保科以所谓的〝扰乱社会秩序罪〞的罪名,把我关押到迁安市看守所。那年冬天下大雪,天气十分寒冷,身上穿的羽绒服、皮鞋被强行拿走,晚上没有被褥,冻的我天天晚上直打哆嗦。熬过了冬天,而在夏天,关的人太多挤不下,我和一齐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睡在地上,我的头紧靠厕所的便池,被蚊子咬的两只胳膊都是红点点。
在看守所里,我们时不时被看守所恶警指使女犯人搜身,六十多岁的我遭到看守所副所长惠志江用塑料底鞋打手背,当时手背就被打的黢青,被一个二十多岁的警察搧耳光;最可恶的是副所长惠志江还让犯人给我铐上手铐和脚镣,两手被铐在看守所走廊的铁窗上,连续好长日子,连内衣、内裤都不能换洗。
在这种残酷的迫害下,我们法轮功学员以绝食进行抗议,先后遭到野蛮灌食三次。第一次灌食在二零零一年五月份,绝食到第八天中午,政保科强制给我们插管灌食,七、八个武警将我按倒在木板床上,从头到脚给我箍的紧紧的,屋子里站满了公安人员和看守所警察督阵,政保科又从医院弄来了四个医护人员,专门插管,从我左鼻孔插管直插到胃里,晚上带着插的管子睡觉,非常的痛苦。
第二次灌食是在炎热的七月份,亦是在我绝食的第八天中午,强制插管灌食,仍像上一次一样,七、八个武警把我全身箍的紧紧的,我用尽全身力气,左右蠕动,结果灌进去的全部吐了出来。这时我全身瘫软,恶警们怕我死在看守所里,无奈,只好把我放了出来。回家后,一直嗓子发痒、咳嗽、身体软弱无力,二十来天后,又被恶警从家抓进看守所。
十月一日过后不久,看守所又指使女犯人强制搜身,我们好多法轮功学员被拖、被打,我们又进行了第三次绝食。这次在绝食的第八天晚上,看守所叫两个男犯人用床单把我抬出牢房,其中的一个犯人说〝这老太太连六十斤都没有了(我身高1米66)。〞他们仍像上两次一样,将我按倒在木板上,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竟用铁钳子戳我的嘴,把嘴唇戳开了,又别我的牙。这一次他们想从嘴、喉管直接往胃里插管,但我死死的咬紧牙齿,没别开,只好从右鼻子孔往胃里插管,不知怎么的,就是插不到胃里,就在我的右鼻孔来回乱戳,戳的我难受极了,鼻子里流出浓黑血,管子阻在嗓子里出不来气,我喊叫,这时憋的嗓子声音嘶哑,喊不出来。他们见我快憋死了,才把管子扯出来,即使这样,也没有放过我,又从左鼻孔插了进去。这个时候,我气息奄奄,生命垂危,到绝食第9天晚上,见我还没吃,又怕我死在看守所里,这才把我放了出来。
我回家后,每年政保科,分局派出所,无数次的搜家、骚扰,弄得我全家人不得安宁。不仅如此,还将黑手伸到远在北京工作的我儿子家中,迁安政保科恶警察两次到北京搜我儿子的家,我的儿子被迫辞去北京的工作,移居国外。
二零零七年〝十七大〞开会的第二天,公安局国保大队的几辆车,很多警察把我绑架到公安局五楼,从家中,有四人把我强行抬上车。到公安局院后,一人架着我的右臂把我拽到五楼。到办公室后,被两个年轻女警察搜身,一百三十元钱她们抢走。后来又被两个男警察架起,让那两个女警察第二次搜身。六千多元的电脑、DVD一台、一本《转法轮》、师父法像被抢走,到了晚上被骗到拘留所,被非法拘留十五天。后又到洗脑班十天,据说到那时工资损失就有二、三十万元。截止到现在至少有四、五十万元。
三、找相关人员说理无果
在整个被迫害的十几年的过程中,我多次找过有关人员,至今尚未解决。
开始,我找过本单位政协主席雷勤,雷勤说单位没有扣我的工资,让找南院(当时的县委,政协在北院)。
我到南院,找到组织部,当时的部长是高树春。我问:扣我的工资是上面让的?还是有文件?还是咱们县自作主张扣的?他说不是,就是班子的几个人碰头说的,就把你的工资停了。
我又找到市长刘桂东,给他讲以上写的那些迫害事实。他让我找主抓政法系统 的、市副书记李再东,他说:〝如果没有文件,我就签字发给你工资。〞
后来,我又找了书记姚自敏两次,要工资。姚自敏在开会,秘书工作人员说:〝我先跟书记说一声,我电话再通知你。〞等了几天也没有回音。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就又去找姚自敏书记,秘书正好看到我停车,秘书说:〝姚书记让你找李再东去。〞
有一天晚上,我去李再东家里找他,家人说不在家。第二次,怎么敲门都不开,没声音,但是,屋里的灯还亮着。后来,就多次每天早晨到他家大门口等车接他时见他。有一次,在他家楼下把他堵上,我说:〝李书记,有点事跟你说。〞他说:〝上我办公室吧。〞我就到他的办公室,给他讲迫害真相,告诉他那些警察打人等事实,他斩钉截铁的说:〝这是特殊时期〞。我说〝特殊时期〞,你说说我是好人还是坏人?他无言以对。后来,他往楼下走时,我追着他走,他说:〝你炼法轮功就不是好人〞。
二零零三年我就写控告信,寄给国务院、全国人大、政协、最高检察院。后来,听说信件返到迁安。我提出三点需要解决:一、一九九九年七月单位张书平扣押了我的身份证(后来胡锦涛亲自下达命令督促此事,但至今仍无结果);二、办理退休手续;三、工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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